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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老何

小花序言    

这是我第一次以男人的视角写作。

何以生(化名)是我曾经打过多次交道的经济学家。前不久我与他在北京重聚,他说他在回美国之前要回家乡给一个人扫墓。

墓中人是他的父亲。

我一直认为,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最翻天覆地的变革,因此这代人和父辈之间,也有着最无法和解的代沟。

而这批人中的男人们,和自己父亲之间,关系尤其微妙。

父亲们的人生充斥着饥荒、文革、国有体制大锅饭。

儿子们的人生则伴随着留洋、创业、个体意识的觉醒。

被打为右派的经济学家顾准的儿子曾这样写,“我不觉得他讲得有道理,而我,愿意献身我所相信的一切;以后是长年的互相隔离,我们都没有得到填补隔离造成的沟壑的时间。”

在深刻的沟壑中,父亲在努力维护他的地位和尊严,最终形成了一种无法理喻的矜持,以及随之而来的隔阂。

“每次去上海,我总是忙于会朋友,很少在家。就是在家,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仍然有一种疏远感。”周国平在书中如是说。

这种无言的隔阂,在没有机会表达的情感积压下,最终总会成为一种深度的遗憾。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每每读到周国平这段文字,我总会动容。

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再关乎子奉塌前,而是能否在有限的人寿中,达到精神层面的和睦与和解。

我试图通过何以生的父亲,去还原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

我在这位父亲身上,看到了太多身边父亲的影子。

我看到了爱,尊严,阴影,执着。

我也看到了太多在职场光鲜闪耀的男人,以及他们内心关于父亲的遗憾。

希望你不是何以生。

家史

我是何以生,男,79年生,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做教授。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我的父亲,老何。

老何曾经也是个小何。老何是陕西渭南人,小时候特别爱吃羊肉泡馍。据说他小时候家门口有家泡馍铺子,他每日闻着肉香遥想一番,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去打牙祭。

60年代的 一个冬至,老何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捏着母亲留下的钱兴致勃勃冲进泡馍铺子,自取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里面放两个半熟的馍,用脏兮兮的手指把白馍掰成满满一碗小黑球。像变戏法似的,搪瓷碗再上桌时里面便多了热腾腾的羊肉汤,上面还漂着一层油脂,用筷子往下翻,下面还藏着粉丝和木耳。老何喜欢放一大勺辣子,用筷子上下搅拌,待辣子均匀涂在每一块馍上,就着热腾腾的羊肉汤大口吞入。

但那顿泡馍老何只吃了一半。老何记得有邻居在门口喊“你爸自杀啦!”老何懵着脑子就跟着跑了出去。

老何的父亲老老何,也就是我的爷爷,曾经是一名小学的校长,文革期间被归为“黑五类”,当时被红卫兵一脚踹进牛棚,脸陷在地上的泥泞中,抬起头,睫毛和鼻孔里都是牛粪,眼睛布满血丝。那是老何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父亲的样子。

当老何从泡馍铺子赶到牛棚的时候,老老何已经被运走。据围观的人说他用镰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刚切脉时血流如注,在场的人用布缠住他的胳膊却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他慢慢死去。

老何只看到了牛棚里的泥地上有一片惨淡的暗红。

那年老何17岁。后来我想,爷爷的死在老何心中留下了一个黑洞,一个可以吞噬掉所有强烈情感和欲望的黑洞。从我记事起,老何就是沉默和不苟言笑的,仿佛多说一句都是错的。

逝者如斯夫,生者还要继续觅生活。

六年后,老老何已经平反,失去父亲的老何成了一个高大沉默的年轻男子。每日穿着同样的白色汗衫、军绿裤子,来往在同样的胡同中,但从不驻足与人搭话。

再后来,老何被招工去了西安,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当钳工。

老何终于可以离开那条深不见底的胡同。昔日的舒适圈,早已在扭曲的压抑下,变为牢笼。

他走出熟悉的巷口,遥望着当年牛棚的方向,长呼一口气,扭身向火车站走去,再不回头。

我的诞生

几年后,老何凭借异常的努力考上了电大,成了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老何继续保持着沉默和独来独往,成绩则异常优异。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老何稳重而带有神秘感,很多女生都会暗地里讨论他。

母亲是西安人,工人家庭出身,性格温和,擅长精打细算。老何那时候每天上学都揣两个烧饼当午饭,有一天中午老何打开铁皮饭盒,惊异地发现饼里夹了一层厚厚的酱肉。抬起头,隔壁座位的母亲慌忙将眼神转向别处。

听母亲说,那时候酱肉很贵,她都是骑自行车去长安县农民家买整猪剩下的边角肉,然后再带回家自己用大锅炖煮,据说这样可以省下五成的价钱。打那以后,老何每天的烧饼里都有了酱肉。

老何吃了母亲给的肉,便觉得对母亲多了一层责任。电大考试的时候,老何做了人生中最突破道德底线的一件事,就是在交卷前十分钟,和母亲交换了试卷。

在老何的帮助下,母亲成了当年考试的一匹黑马,以全班第一的身份被西安最大的电厂录取。上班第一天,母亲在工地接受上岗培训,在人群的缝隙中,她看见了同样戴着安全帽的老何正冲着自己傻笑。

老何和母亲在同一个工厂,不同组。顺理成章,工友们次年就吃到了他们的喜糖。

1979年的一天,正站在电线杆上绣电缆的父亲听到工友喊“你老婆要生啦!”老何连滚带爬从电线杆上下来,蹬上自行车就往医院奔。平时20分钟的路,老何10分钟不到就到达了医院。

但母亲在产房里迟迟没有出来。从不抽烟的老何在门口抽掉了一整包香烟,据奶奶后来描述,老何当时的手一直在发抖。

“难产,家属签字。”漫长的煎熬迎来了老何最恐惧的几个字。

老何当时整个人就瘫了,他哆嗦着灰白的嘴唇说,“快抽我的血,抽我的血救他们。需要多少就抽多少。”

老何总会把救人和输血联系在一起。仿佛只要身躯中有血液流动,人就没有理由会死。

当时我的奶奶紧紧搂着老何,婆娑着他的脊背。奶奶后来说,她和老何在那一刻心是相通的,她知道老何恐惧的是什么,她知道在那一刻他们都想到了我的爷爷,想到了他在牛棚里血流如注却无法挽救的生命,和之后数月擦之不去的一地暗红。

那一刻,我和母亲的生或死,于老何来说,便是拯救或毁灭。他情愿用自己的一地暗红,来换一个明净的新生命。

关于我出生的这段经历,我不知道是否真如他们描述的那般惊心动魄。但最终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我呱呱坠地,母亲安然无恙。

“男孩,六斤八两,母子平安。”

老何抱起我,怀中的骨肉,让他不用再承担着历史的阴霾,而可以坦荡地往向更充满希望的未来了。

那天晚上老何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童年的自己追随着爷爷走在熟悉的老胡同里。沿着胡同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桥头,桥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爷爷早已离去。正在落寞间,蓦然转身,他却惊见了童年的自己,他看见自己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了你。”

童年

也许是经历了两次生死,老何给我取了个略显厚重的名字——何以生。

臧克家有一首诗叫《三代》,是这样写的:

孩子在土里洗澡,

爸爸在土里流汗,

爷爷在土里葬埋。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何就像个高大而沉默的拖拉机,白天奔走在电厂和工地,晚上在家里叮叮当当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他不是一个会变着花样逗我玩的父亲。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将军和小兵。

西安东郊县城有个集市,小时候我常随老何走去,有时是买花布,有时是打芝麻油。去集市的路遥远而无趣,坑坑洼洼的红砖地,每次都要走好几里。老何不怎么和我讲话,我总问什么时候到,老何就回答说,快了。

他对路边的各种小吃永远视而不见,总是直奔泡馍馆或饺子铺,我也只能硬着头皮默默和他坐在一群大老爷们中间,闷头吃掉食物然后继续赶路。

后来有一次母亲也在,天气炎热,她就在路边给我买了一支雪美牌冰棍。冰凉的酸奶味溢满口腔,我吃得喜笑颜开,老何在一边看呆了。

老何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小孩是喜欢吃冰棍的。

后来他每次出门都会给我买一支冰棍。我们总是并列站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我汗流浃背地啃着冰棍,他就像《菊次郎的夏天》里的北野武一样站在我旁边,没有表情。

很多年后,我已经对冰棍不再感兴趣,他和我出门看到小卖部还总是问我要不要吃。我不屑地说“不要”,老何就呆呆的,感觉像是失去了一招必杀技一样失落。

毕竟,这是他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哄我开心的方式。

小时候我喜欢和老何一块洗漱。

每次,我一边刷牙,一边斜着眼睛看着他慢慢的将锋利的刀片装进刮胡刀里;然后,将毛巾在盛满热水的盆中浸湿,捂在脸上。等我刷完牙,他才开始慢慢的、仔细的刮着并不算多的胡茬儿。

有时候,我会禁不住趁他洗头的空当,拿起刮胡刀在自己脸上磨蹭磨蹭。那冰冷的刀片没有刮到一根胡须,却令我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当老何满脸肥皂泡的看见我正干的好事,一只眼睛瞪的溜圆,另一只却被肥皂蛰的眯缝成一条线,那表情颇为滑稽。他一边表示否定的发出“哎”的声音,一边迅速而不莽撞的从我手中夺回刮胡刀,表情严肃庄重,言外之意,“这不是小孩子玩的玩具。”

但他一边瞪我,一边又认真讲刮胡刀拆解开,把没有刀片的刀架递给我。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老何的形象是无趣的,但也是充满安全感的。

曾经有一次我和老何走去集市的路上,走到半途,我停下休息,老何去买水喝。突然,一只大黑狗向我走来。

那只狗瞪着幽绿的眼睛看着我,它上辈子一定是折翼的苍蝇,被我一拍子打死的。我很确定的知道,它要吃了我。

终于,任狗宰割的时刻到来了。它咆哮着向我扑过来。我张着双臂撒腿就跑,真希望自己能飞起来。它在后面紧追不舍,还不停的狂吠着摧毁我的意志。

就在那一刻,我猛然间抬头看见,从那巨大的桔红色的半个太阳中间,走出来一个瘦长的身影。只见那黑色的人形在光晕的包裹中波动着,健步而又沉着。顷刻间,天地为之变色,乾坤为之逆袭;《北斗神拳》的主题曲随即响起。健次郎总在最危难的时刻出现。

老何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他从喉咙里发出深沉的咆哮,“滚。”他就只是一个字,然后站在我和黑狗之间直视着它,我想那一刻他的眼神一定能冒出火光。仿佛施了魔法,那只黑狗顿时萎靡下来,悻悻地离开了。

我几乎是蹭着来到老何身前,泪水在眼眶中不住打转。

从那之后,我真的后怕了。从那以后只要再出门,我都紧紧抓着老何那洗的有些发黄的汗衫的衣角,寸步不离。

在家里、在楼下玩耍,虽然我玩得很疯,但是余光总是会时不时的瞟一眼三楼的阳台,看看他是不是在那里微笑着看着我。只要他在周围,我觉得就是安全的、踏实的。

固执

周国平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

除去那些小确幸的童年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成了从身高上和老何平起平坐的男人。我也逐渐发现,老何那高大沉默的身影背后,亦有局限。

我不知道爷爷自杀以前的老何是否也有过无知无畏的一面。我认识的老何一直是谨小慎微的,试图以一种鸵鸟的方式替自己和家人规避掉外界所有潜在风险。

后来回想,每当他面临选择或建议,他的本能反应都是维持现状,以不变应万变。

结婚后,老何事业逐渐进入上升期。当时老何所在的电厂要派人去上海开办事处。上海对于当时的北方内陆人而言,就像一个自由和梦想的代名词,遥远又充满想象。

当时电厂的领导欣赏老何的踏实肯干,想派他去上海。周围的人都觉得是极好的机会。老何内心惶恐,却也觉得没有理由拒绝。

就在他们整装待发的前两周,一个让老何可以不去上海的理由终于从天而降——母亲怀上了我。虽然二者间未必有必然的冲突,但老何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太好了,我们别去上海了。”然后第二天就去单位和领导申请了留陕。

母亲后来总忍不住念叨“如果当年咱们去了上海多好”,但老何则不以为然,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以为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对老何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生活不要发生任何改变。

最近二十年,老何和母亲也在购房风潮下先后买了两套房子,但都是买了装修好放在那里,他们还是住在电厂旁边的老楼里。

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我已大学毕业。母亲仿佛终于看到了人生新篇章,撺掇老何拿出积蓄在西安曲江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子,然后全情投入按照修祖宅的标准装修一新。

然而,新房从装修好那一天开始,老何就寻找各种理由拖延入住时间,开始是说上班太远;等了两年退休后他又说老房子常有熟人和信件,不能空着。就这样一拖再拖,后来母亲也习惯了,面对好事者好奇“你们怎么还住老破小”时,母亲就说“我们的新房在曲江,两头住。”

新房的全部意义,就成了母亲撑面子的工具,而里子,却还是和老何一起在贴满小广告的小旧楼里每日和打不着火的燃气灶作斗争。

他一直像一只忠犬一般守在自己的老屋里,每天清晨同一个时刻苏醒,做运动,下楼取牛奶,回家把牛奶煮在粥里就花生和榨菜,上班,下班,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吃晚餐,看中央八台的电视剧,电视剧看完洗脸睡觉。

他试图将他对世界的理解画成一个圆,我在这个圆圈里,他便心中安稳。

我中学时学校组织夏令营去北京,我兴冲冲回家征求老何的意见,他就三个字“不许去。”

我高中毕业和同学商量骑自行车进藏,告诉老何,他说了五个字“坚决不许去。”

我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一直在给我吹耳边风“你都不知道西安交大有多好,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

我大三准备申请去美国读博士,老何就说了一句“美国哪那么好去。”

但他越是试图将我留下,我就越渴望出离。终于有一天他睁开眼,发现我已经不在他的圆圈里。

最后北京夏令营我还是去了,母亲给的钱;骑自行车进藏我也义无反顾地去了,尽管后来在新都桥附近摔下山沟,浑身遍体鳞伤;我最终还是报了北京的大学,从此阔别家乡;大学毕业后,我真的拿到全奖,从此居于美国。

其实他一直明白,我想走,他拽不住。他潜意识里也明白,我终将去往一个他做梦也无法抵达的远方。

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他所理解的险恶世界,居然成了我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

那一刻我完成了我的自我证明,老何也终于离开了我的生活,成了那个家乡守望我的父亲。

赴美

2003年大学毕业后,我满腔热血去了美国读博。到了华盛顿,租好房子办好入学手续,看着陌生的白人世界,我却突然陷入了惶恐和惆怅 ——未来六年的异国寒窗我该怎么度过,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我记得到美国没两日,有天傍晚我刚从超市采购了一大堆生活必需品沉甸甸拎回住所,关上门,空徒四壁。门外时而传来老美们夸张的笑声,我一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一时间一种类似傍晚综合症的孤独感深深笼罩着我。

我机械地打开电脑,突然看到MSN上闪烁着好友申请,名字是“老何”。

我赶紧通过,老何居然在线,良久敲来几个字“我是你爸”。

我心头一热,赶紧回复他,“爸你会用MSN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有了反应,发来一个咧开嘴大笑的表情。

那是老何在现实生活中所不会有的表情,但我相信这是他看到我时内心的表情。我面对那个笑脸表情呆了许久,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泪流满面。

我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都会憋着,一直憋回家,但见了老何,就会哇地哭出来。

原来长大成人还是一样。我就看着老何亮着的头像哭啊哭啊,宣泄了所有积聚胸腔的委屈。

只是老何永远不会知道。

打那以后,我常在MSN上见到老何。他话不多,时常发来的也都是各种表情符号,偶尔会贴关于美国的新闻给我。

每次我看见他的头像亮着,我知道他也看着我的头像亮着。我们就靠对方亮着的头像,完成无声的陪伴。

我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每当我在电脑前工作,老何都以这样的方式陪伴着我,无声地存在在大洋的那一边。

老何偶尔也发文字,都是字斟句酌的金玉良言。我生日那天打开MSN,上面躺着一段精心措辞颇为隆重和老套的文字:

“以生吾儿,值你生辰佳时,祝你在他乡胜友如云,发奋图强,严于克己,再创佳绩。”落款是老何。

他打字很慢,但也不愿视频。我特意买了摄像头,又请朋友去家里帮他也连接好设备。但试了两次,我们就像见光死的网友,在屏幕上心有灵犀,面对面却无话可说。每次都是聊上两句,他就不耐烦地挂断,或者被母亲抢去座位。

我和母亲隔两天就会通电话或者视频,但父亲就像家里的家具,我知道他在对面,却从不发声。

老何吝惜语言,却不吝惜体力。

不论从北京还是美国,每次我回西安,老何都会开车去机场接我。

他总会比飞机降落时间提早一小时到机场,甚至有一次我清晨七点落地,他五点多就到了。为了节省停车费,他就把车停在距离机场一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时间差不多了再开到机场。

后来我每次看到快到机场的高速路边临时停靠的车辆,我就会很温暖地觉得那一定都是去接孩子的父亲。否则是怎样的力量,让他们提前那么多就守在冷风里等候。

我回西安从来不带驾照。尽管我早已车技娴熟,而老何开车则反应略显迟钝,常常错过路口或红灯。

因为我知道,驾驶员的位置对老何意义重大。

这对他来说有几层含义:第一,他有不可或缺的职能,他是被需要的;第二,他能够有机会和我坐在密闭的空间内,进行一年到头难得的珍贵的家常对话。

他也喜欢开车拉我和我的朋友,每次我和朋友聚会,他接我的时候都很热情地主动要送人家回家。他默默地听着我和朋友在车里的对话,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不需要找借口离席。

即使是在自己家里的饭桌上,他也是会提前离席的。他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厨房准备菜肴,但真的到了欢聚一堂的用餐时间,他却十几分钟结束用餐,就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了。

其实他对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也可以谈笑风生。但在我这里,多一点的亲近和陪伴就会让他感到不自在,仿佛我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位气场不合的老对手。

我试着去尊重他内心深处那份尊严和矜持。

于是我们就静静呆在各自的房间里,听着屋外时而传来的对方的脚步声,完成着难得的团聚的仪式。

美国父亲

聚少离多的岁月让我逐渐意识到,人生是一场孤独的苦旅,只身在异乡的我只能靠自己。

成年后的我越走越远,西安、老何,逐渐成了视野远处的小黑点。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老何还时不时提起“毕业可以回电厂工作”,后来随着我去了美国,老何逐渐意识到,我再也不会回西安了。

纪伯伦在《致孩子》的诗中说,“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在老何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时间轴里,我摸爬滚打前行。

老何不知道,我曾经在纽约哈林区为了夺回被抢的钱包被黑人打到爬不起来。

老何不知道,我第一年qualify exam考试没通过差点被被取消博士生资格,我自己也差点患上抑郁症。

老何不知道,两个博导的政治斗争导致我的论文不能如期发表,我也和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机会失之交臂。

老何不知道,我曾经抱着我的科研成果飞了美国十几所高校,曾在某个系主任门口等了五个小时,最终还是遭到拒绝。

老何不知道,当我最终拿到乔治城大学副教授的任职通知时,我一个人在信箱旁的台阶上哭得像个孩子。而老何至今都叫不全我所在的大学的名称。

我还记得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班上的白人同学Joe邀请我去家里共度。

Joe的父母住在华盛顿郊县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白色的尖顶房子,修建平整的花园里摆满了圣诞的灯饰,有麋鹿,雪人,还有天使。

Joe的父亲在门口迎候我们,他父亲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衫,牛仔裤还打了背带。

“Hey buddy!”Joe的父亲和Joe就就像老哥们儿一样热情抱在一起,接着他父亲也给了我一个同样热情地拥抱。

进门后,Joe的父亲给我展示了他们的家庭照片,还有地下室的架子鼓和吉他。原来Joe和他父亲都喜欢重金属音乐,在家的时候经常一起演奏。

“他的电吉他总是差半个音准。”Joe毫不留情地指着他的父亲笑道。他的父亲听了哈哈大,对我说“没错,现在Joe才是我们家的主键盘手,我是冷板凳替补。”

那顿感恩节晚餐我们吃了三个小时之久,席间,Joe的父亲一直在和我们讨论音乐、政治、理想。

聊到动情处,Joe的父亲将Joe的头揽过去,在额头上狠狠亲了一口说:“You know I love you,right?”

Joe拍拍父亲的肩膀很自然地笑道”Of course, I love you too, old man.”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老何。

他也会和我一起谈论音乐和政治,甚至理想。

但他永远不会吻我的额头,对我说我爱你。

那一刻我不知道大洋彼岸的老何在做什么。他不知道这世上有个节日叫感恩节。此刻他应当已经起床,下楼取牛奶,然后在阳台上做一套五禽戏。

在他和我平行线一般的世界里,我想他也在经历着不为我所知的困扰吧。

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只言片语。

听说老何最近查出胆结石,要去做手术。过一段时间我再打电话,就听说手术做完了。当中老何吃了什么苦头,我一无所知。

听说老何的一个老家熟人问老何借了一笔钱,说是给母亲治病年后归还。后来拖了一载又载再无声息,老何特意去老家探访,发现此人已经搬家,人去楼空。

听说如老何有高血压,长期服用的药突然有一天划出了可报销范围,他坚持从进口品牌改服国产品牌,但伴随着副作用导致他时常睡不好觉。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两端,专注于自己的战斗。

晚上回到Joe安排给我的客房,我给老何拨了一个电话。

“爸,是我。”

“以生啊,有什么事吗?我正在超市买菜。”

我原本想说,今天是感恩节,我很感恩你所带给我的一切,我很爱你。

但我说出口的却只有,“今天是感恩节。”

“好,我正忙着结账,没事先挂了啊”,老何说,“对了,我昨天有个理财到期了,10万人民币,我已经换成美元汇给你了。”

老何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明月,突然觉得喉中哽住。

就是这个甚至不肯和我多讲一句电话的男人,这个在超市买最便宜的打折菜的男人,却总是不打招呼就寄大笔的钱给我。

我知道Joe的父亲在他18岁以后就不再给他经济供给了,他现在全靠打工和奖学金。

这就是中国父亲和美国父亲的差别吧。

只是老何啊老何,我情愿今夜你不给我这10万块钱,而对我说一声,儿子我爱你。

葬礼

我和老何继续如平行线一般生活在地球的两端。

无论我在外面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和创伤,我都对老何说一切安好。

我已经如此习惯他的不苟言笑和稳如泰山,正是他十年如一日磨墨一般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无比安稳的家的根基,仿佛他会以同样淡定的表情,以同样的姿势,始终在老屋同样的沙发上等我。无论外面几经风雨,回家看到他固有的姿态和神情,我就仿佛吃了定心丸,觉得似乎生活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永远不会改变。

因此一旦老何动容,我就会跟着整个人慌乱掉,不知所措。

在我近四十载的生命中,老何只在奶奶去世时哭过一次。

爷爷去世后,奶奶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在邻居的指指点点中默默守护着老何。老何见了我总是板着脸,但见了奶奶总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上前深情拥抱。

2009年,听说奶奶死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担心老何。

当时我恰巧在新加坡做一个学术交换项目,接到母亲的电话就慌忙去买机票,赶到机场时,手机就闪起老何的简讯,说,“你回来给我添乱,不要回来。”

后来我想,他一定是不愿意我看到他脆弱的样子。

和以往一样,老何没能拦住我,我几小时后便回到了西安。老何看到我的瞬间眼前一亮,嘴角仿佛有了一丝笑意。但继而又陷入在无尽的凝重中。

他一直沉着脸,没有表情。直到告别仪式上,姑姑一脸茫然地对我说,“以生,我和你爸爸从此就是孤儿了。”

然后哀乐响起。身边的老何突然大吼一声“妈!”然后扑过去抱着棺木大哭,是那种像孩子一样的号啕大哭,哭到上气不接下气,我硬将他扶起来离开,但他依然在呜咽。

回到家,他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发呆,我倒了一杯水坐在他身边,试图寻找合适的语言。

“奶奶走之前也没受什么罪,算是喜丧。”我说。

“是,算是喜丧。”老何呆呆地重复了这么一句,但眼泪又夺眶而出。

我轻轻拍着他的背,感觉到他的抽搐。他的身体越哭越倾斜,重量渐渐倚在我的肩上。我就那么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搂着哭泣的他,这个姿势僵持在那里,不记得怎样结束。

曾经有朋友的孩子依偎在我怀中,也曾经有女孩倚靠在我肩头。但这一刻,靠在我胸前的却是我的父亲。

我闻到的不是孩子的乳香也不是洗发水的清香,而是那种头油和汗腺混合起来的倾颓的气味。那一刻怀中的老何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这种角色错配让我不知所措。

也许就是那一天我们完成了男人之间力量的更迭,在后来帮忙料理奶奶后事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意识到“一家之主”四个字的内涵与深意。

第二天他起床后,眼睛还是肿的,但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探亲

2012年,我的女儿在美国出生。母亲和丈母娘先后来帮忙照顾,但老何一直没有来,因为“看孩子是女人的事。”

但我知道他是想见孙女的。我太太常在全家人的微信群里发女儿的照片,老何很少发言。但有时老何会私信给我一些建议,例如“孩子看着脸发黄,给她喂些红枣”,或者“给她吃米糊糊和蛋黄,只吃奶身体不结实。”

老何的各种建议都在我这里被拦截住,从未传达到我太太那里。但从这些缺乏常识的育儿建议中,我觉得是时候让老何来美国看看了。

如果没有女儿的出生,也许老何一生都不会来美国。

在我的再三邀请下,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何终于和母亲一道踏上了赴美探亲的路。

老何和母亲清晨的飞机抵达了华盛顿。我从机场接到他们,一路上他们看着路边的风景,母亲一直在感慨“天真蓝,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则一直半眯着双眼,皱着眉头,偶尔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说,“这荒凉的,好像咱华县。”

“你爸爸就是这样,顽固不化。”我从后视镜看到母亲瞪了父亲一眼,我笑了,我的父亲母亲如今终于坐在了我的车里,我在美国终于有了一家人团聚的这一天。

回到家,我安排老何住在我的隔壁房间。我路过客卫,看到他正在洗漱。于是我挤了牙膏一边刷牙一边站在他身边。我像小时候一样斜着眼睛看他慢慢将锋利的刀片装进刮胡刀里,然后将毛巾在盛满热水的盆中浸湿,捂在脸上。

“爸,我送你个电动刮胡刀吧,好用。”我吐掉口中的泡沫说。

“电动刮胡刀哪有刀片得心应手。”老何对着镜子用刀片仔细划过下巴,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我不再争论,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着老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画面。

正出神,女儿也蹒跚着跑过来,抱着老何的腿嚷着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我还来不及阻止,老何已经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刀片卸下,把刀架放在了女儿手中,然后满脸肥皂泡地挤起眼睛说,“你拿走了爷爷的刮胡刀,爷爷会变成大胡子怪兽!”然后伸手去抓女儿,女儿开心地嘎嘎直笑。

英文有个词叫 deja-vu,形容眼前一幕似曾发生。那一刻时光停止,我被浓浓的 deja-vu包围着,眼前的老何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温暖可依的父亲。

老何却只有和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温暖可依的。当他面对我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吃完饭还是会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和妻子白天上班,女儿也在朝九晚五的日托,我上班时送去,下班时接回。老何和母亲在家无事,就是每日去附近的中国城超市买菜,做饭,其余的时间就是看iPad上的国产电视剧。我说不要看太久对眼睛不好,老何就冲我瞪眼睛,“你都把我流放到你这儿了,连电视都不让人看?”

我买了华语卫星电视频道,老何还是执着地抱着他的iPad,理由是电视有一个遥控、机顶盒还有另一个遥控,每次调节目太麻烦,他学不会。

周末的时候我会带全家出游。但对于我开车,他坐车这件事,老何耿耿于怀。

“你踩刹车太肉!”“转弯的时候要减速!”“你看旁边的车都比你开得快!”老何就像一个驾校教练一样一路指手画脚,让我开得快也不是,慢也不是。

“美国的司机去了中国都上不了路!”老何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能开车,谁也不认识,出门变文盲,国外的蓝天白云并不能安抚老何的焦躁。

“我在国内一天要干多少事!在你这里完全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这成了老何的口头禅,仿佛他在国内是个繁忙的企业家一般。

“你又没几个朋友,在西安不也是天天自己呆着吗?”我忍不住反驳。

“谁说的!楼下的蜂胶店昨天还给我说有赠品回馈老客户,我得回去领!我的老年公交卡过期了,我得回去补办!北郊出租的房子要收租金,我得去收!”老何说出一串他觉得好重要的理由,我竟无言以对。

一个月过去,老何的焦躁渐渐变成了沮丧。

他不再和我争辩“西安有多少重要的事”,而是每日除了看iPad外就是弓着背冲窗外发呆。

他也不再过问我出去和谁吃饭,因为我说的名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和女儿玩耍,女儿时不时蹦英文单词,他听不懂,就尴尬地笑笑,女儿摇摇头独自跑开。

老何越来越多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有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醒着还是睡了。渐渐地,他人也仿佛消瘦了。

“你爸爸胸闷,怎么办啊?”有一天母亲焦急地给我说。

我赶紧表示带老何去医院,老何却摆摆手不同意。“我在这里连保险也没有,上次你那个同事来家里聊天我可是听到了,在美国看个病随便就是上千美元。”

任我如何劝说,老何就是不肯去医院。最后他吐出一句话,“你让我提前回国吧。算我求你了。”

看着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学家武志红的“疆界”理论。

“疆界”理论的大意是,每个人内心的疆界广度不同,许多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适,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内心疆界已经萎缩成为家门口的一尺见方。如果强行将他们拖离舒适圈,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就会产生类似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后果严重。

原来老何已经不再年轻,我的生活已经在他能够接受的疆界以外了。

我买了机票送他和母亲提前回国了。回国后不久母亲电话告诉我,老何精神比在美国时候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那是老何一生唯一一次去美国。

那一刻我意识到,对于游子而言,父母和事业终将成为一对悖论,无法两全。而我们这代背井离乡的中年人,对父母终将亏欠。

我们给父母寄钱也好,偶尔探望也好,不定期组织家庭出游也好,都只是治标不治里的解决方案,隔靴搔痒的自我慰藉。对于无法赡养这个家庭病症本身,我们也许从未打算根治,也无法根治。

我们的父母恐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父母都伟大。自古养儿防老,但唯有这个时代,父母对我们的付出只是为了让我们飞向离他们更远的地方。对于老无所依,他们早已无所畏惧。

光鲜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逐渐失去了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就只是每天在微信里发几张女儿的照片,简明扼要地说一下我工作生活的大事。老何有时会在微信上转发一些军事题材的新闻,很少打字。

我们继续像平行线一样生活在地球的两端。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火起来,不断接到各种会议的邀请,还有一些中国的论坛也请我回去做演讲嘉宾。

我和老何见面的机会于是变得多了起来,一年能见到三四次甚至更多。

有时我会回西安去探望他,有时我会邀请他去北京或者上海。

老何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张罗亲戚一起吃饭。热闹的席间,亲戚们总会询问我美国的事情,请教我理财和孩子出国的事情,我总会耐心回答,然后亲戚们便回头夸赞他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儿子。即使老何在席间很少讲话,看我和亲戚们觥筹交错,他脸上便都是少有的满足安逸。

但每当亲戚散去,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时,气氛就又变得尴尬起来。

母亲总会刻意留出时间让我们父子交流,而这种交流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一种像中美领导人会面的固定外交套路。我们的话题不外乎三类:第一类是聊我女儿和我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这个话题在两个男人之间很难维持太久,很快就会切换到下一个主题;接下来第二类话题就是老何训话,他会针对我的个人发展,用心良苦地给我提出各种(其实没什么用的)建议;第三类是我寻找老何感兴趣的话题例如军事和养生,保证我们的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尽管我当了教授,但老何心中始终有危机感。他总有一些杞人忧天的担忧,担忧我被学校炒鱿鱼,担忧我身体跟不上,担忧我犯政治错误。所以他总会给我很多严肃地建议,例如逢年过节给系主任送些烟酒,例如每天早晨起来练一套五禽戏,例如回到国内不要和“社会上的人”过多应酬。

老何语重心长,我便俯首倾听。老何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从未采纳过他的任何建议。

随着我年近四十,老何从我儿时眼中的英雄,逐渐变成我势均力敌的对手方,又逐渐变成需要我哄着的老爷子。我不是不想采纳他的建议,而是他的想法过于主观,过于背离我的生活现状。我的聆听本身,也只是对他的“哄”。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并让他们到现场听我在一场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母亲和老何虽是城市老干部,却极少出入商务场合。看到丽思卡尔顿酒店宴会厅里从天悬挂的流水灯,打在两侧墙上的巨大的会议logo,觥筹交错西装革履的嘉宾们,还有激昂的背景交响乐,这过度绚丽的场面让母亲和老何却步,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我领着他们找到座位,离开前老何还嘱咐我“你待会儿讲话不要紧张!”其实他心里比我要紧张百倍。

我在台上就中国货币供给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我相信他会的。我也曾经看自己的女儿在台上表演激动地热泪盈眶。我理解作为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舞台中央,那种内心难以名状的成就与自豪。

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一直在称赞会场的精美华装饰,以及免费的茶点和水果。我带他们去吃饭,老何点菜的时候也显得平时大气:“点多宝鱼!你这工作动脑子,要多补脑!”

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当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类似咏叹调的手势等。“你语气四平八稳,讲的内容又无趣,台下的观众怎么能爱听!”老何总结道。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也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见老何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了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军事、国家领导班子、太极五禽戏。

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往往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

我希望我是一个更善于表达的人。我希望我能大笑着指出他的迂腐,然后搂着他的肩膀亲昵地唤声“老爷子”。

但我是老何的儿子,在我四十年的人生中已然逐渐成为一个和自己父亲同样矜持和不善表达情感的男人。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或肢体的亲密。我们君子之交般的关系,便是我们的默契。

作家三毛曾在书中写,“你们向我明显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看一眼,不再隐藏彼此,也不只在文章里偷偷地写出来,什么时候我肯明明白白的将这份真诚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向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

也许永远不会。

末了

老何生病了。

去年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的电话叫醒,对面是母亲慌张的声音。

“以生,你爸爸晕倒了,头撞在沙发棱上,现在我们在车上。”母亲一直问我,“怎么会晕倒呢?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晕倒了呢?”

太太安慰我说“没事的,可能是老人家贫血。”但我自从接到母亲的电话后就再也没有睡着,心中凌乱异常。天刚亮,我便买了次日的机票。

飞了23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我拖着行李赶到医院,医生将我和母亲叫到办公室,确认“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吗”。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场白。那一刻我预感到,我原本以为可以恒久的平衡生活要发生改变了。

医生最初一直在用专业术语解释手中那张抽象的CT图,大致就是脑部发现了一个肿瘤,阻碍了血液的输送。母亲一直死盯着那张CT图,几乎没有何医生对视过。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这个词母亲听懂了,我也听懂了。母亲浑身一颤,扭身哭倒在我肩上。我搂着她颤栗的肩膀,努力在心中理出一个头绪,我需要一个头绪,但是脑子里却空白一片。

像大部分中国式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诚然,他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我想他同样有权维持自己那份安然的希望。

老何最初以为自己只是跌倒摔伤了脑袋。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了。”

我帮他削平果,拿起刀子,却削的笨拙。老何笑了,说“你这辈子啥时候削过苹果。”继而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纹丝不断地整整齐齐削了下来,习惯性地递给了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

我习惯了接受老何的照顾,他可以很自然地为我削平果、做饭、乃至洗衣服。我习惯了他以父亲的姿态不苟言笑地存在,训斥我、嘲笑我,仿佛他永远是正确和不被打倒的那一个。

而如今我要强迫自己面对他大厦将倾,却连一个苹果也削不好。或者他也不希望我削好。因为一旦他吃了我削的苹果,就相当于缴械投降,正式交出了一家之主的权杖。

多么可憎的自尊,可憎的矜持,可憎的男人的面子。

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如此像我的父亲。我最终也只是一个匮于陈词的木讷男人。

三天后我返回美国,回去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人在千尺高空中更容易分泌肾上腺素导致流泪。

在回美国的红眼航班上,黑暗的客舱中只有发动机的轰鸣,我坐在四面环包的公务舱里,独自泣不成声,我试图抑制,却只是听得到自己从喉咙底部发出的沉重的哽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从自己身体里发出这种原始的声音。

除了母亲外,我还请了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我也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西安,每日来探望老何。

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在几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不那么简单,也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但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保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

每次看到我来到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对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妻子又说了女儿的什么趣事,比如当天又发生了什么社会热点事件。我们就像两个相敬如宾的老同事,进行着不疼不痒的话题。

每次不到半小时,老何就会催促我去忙我的事情。我说我现在在休假,他就会催我回美国。有时他干脆扭过身去,告诉我“我困了想睡一会儿,你走吧。”

但第二天一早,他又会早早巴望着,问护工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息,几点过来。

老何的病情发展很快,最初他还是医院和家里两边轮着住,后来疼痛的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也不再准许他回家。他就在安静而精致的单人病房里,任时光如抽丝一般从生命中流去。

我以为老何会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说一些情绪化的话,或者交代一些身后事。但他却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始终每日只是和我聊一些不疼不痒的日常话题,即使是疼痛,他也是默默隐忍着,只是让医生给他开药,即使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

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仿佛一旦流露出真实的情绪,就如同剥掉胸腔外的皮囊一般,他也将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就这样他包裹着自己的尊严逐渐衰亡着,终于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够进食,每日鼻饲。

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空前依赖了。每天若醒着,便用眼神到处寻找,如果看不到我,就失望地闭上眼睛。

如果看到我,他就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一直望着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内容,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和情绪。所有的痛苦、遗憾、爱与期许,他可以拒绝告诉我,却无法阻挡眼神的表达。他不曾留下什么深入骨髓的遗训,但每当我想起老何,他最后那段时间看我的眼神,都让我心揪着疼痛。

不会说话的老何,在各种塑料管的背后变得那么无助和真实。他的眼神终究是出卖了他。他的眼神有时是痛苦的,有时是求助的,但我却救不了他。

我突然想到爷爷在牛棚里失血过多而死的画面。我心中嗡的一下。在那一刻我突然变成了少年时的老何,看着自己的父亲在眼前消亡,恐惧而绝望,最后只看到血流淌在泥里,留下暗红一片。

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揭开,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

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也让我更加无法释然老何的即将离去。

在一个陪夜的深夜里,病房一片死寂,偶而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或是走廊上医疗器械车推过的金属声。

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地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的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心中安然。我不知道老何是否醒着。他一动不动,我就那么靠着他,索性把脸埋在他的背上。

我就在他的身边那么躺了一宿。

早晨起来看到老何看着我,眼神里竟没有疼痛,全是安宁祥和。

这么多年,作为在中国社会变革中代沟最深刻的两代人,我和老何始终别着一股劲儿。

而如今所有的隔阂和执拗,都在生命尽头的这个早晨,获得和解。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但似乎从那天起,我没有再从他的眼中读到过恐惧。

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心理最后的建设,可以泰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

三天后老何身边的监测器从曲线变成了直线。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妻子带着女儿从美国赶了过来。女儿像大人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包容着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我从此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我从此成了家里那个必须坚强的人。如果我需要用最大程度的淡定来保护我所有的内心活动,我想我可以这样做。

我终究理解了老何内心的惶恐,和他执念式的坚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童年的自己追随着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集市,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老何早已离去。正在落寞间,蓦然转身,却惊见了童年的自己,他冲我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了你。”

低头,我穿着发黄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终于变成了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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