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序言    

不好意思这么久没有更新。告诉大家两个关于我的updates：

 

第一，我换了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还在香港金融圈，有意思很多，但也忙碌很多。

 

第二，我正在和出版社商量出书的事，并且得到了出版社大编辑的认同和鼓励，现在合同已经躺在我的桌上。

 

这两件事都是我去年年底在澳门跨年时许下的新年愿望，如今都在实现，特别开心。

 

希望大家原谅我更新的不及时，并且一直把我放在你们订阅列表的小小角落。

 

******

关于下面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我十年的好友。

 

我几乎未经雕琢地还原了她最近三年从确诊癌症到成为母亲的经历。

 

我自己也曾经两次以为自己得了要命的病，后来有惊无险，劫后余生。

 

我自己也曾经在重感冒和痛经的时候，开始怀疑肉体的意义。

 

我觉得每次疾病都是一次痛定思痛、愈行愈勇的过程。

 

这篇文章与癌症有关，却无关医疗与伤痛。

 

它更像是茱莉亚罗伯茨演的电影《Eat, pray, love》，是一个年轻女子自我救赎的心灵之旅。

 

当生活遇到瓶颈，我们总要去敲碎它，敲出一个突破口，蜕变，成长，认识新的自己。

 

以下为御夏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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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御夏，84年生人，今年33岁，按照理想状态，应当刚刚度过人生的三分之一。

 

我从小在苏州长大，父母离异，父亲不知所踪，母亲忙于事业，所以我在外婆身边长大。

 

外婆把我照顾的很好，我也不让她多操心。我就是那种梳着麻花辫，习惯低着头一个人默默读书的那种女孩。平时班上大家都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但每次期末考试我的名字总在最前面。

 

每天闷头读书，我的语文成绩自然优异。我喜欢写散文，文章几次刊登在当地的报刊上，毕业册上老师同学给我的寄语都称我“御作家”，外婆也在家常念叨，“你注定就是咬笔杆子的人。”

 

但我终究没有成为女作家，风马牛不相及地，我成了大厦囹圄中千人一面的投行女。

 

对中国人来说，假如高考是一生最慎重的事，那报志愿则是一生最草率的事。

 

高考估分后，在一个颇权威的副校长“高瞻远瞩”的指导下，我迷迷糊糊就填报了南京大学金融系。

 

 

 

那时我甚至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按部就班的，我研究生又考进北大光华学院。研究生刚毕业就和同系的男友领了证，毕业后我俩都进入外资投行做IBD。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人生赢家的感觉的，24岁年薪60万，嫁的也算不错，人生仿佛站在了山顶上。

 

但很快短暂的得意就被重复性的生活冲得无影无踪。从校园到职场，对我而言就是从闷头学习变成闷头工作，每天和其他投行狗一起昏天黑地地加班熬夜，从24岁到30岁，从analyst做到了VP，一个title的变迁用了六年时光，恍然一梦间，又恍然已从年少到了白头。生活就像一个预设了程式的标准化机器，机械运转。

 

直到2014年，这部原以为永动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我被裁员了。

 

我以我漂亮的履历进了投行，却终究输给了自己的性格。投行IBD属于people business，而我骨子里却有anti-social的基因。读书时习惯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IBD刚入职几年还可以默默帮老板做案头文书，VP之后就得拼拿项目的能力了。投行每个人都打了鸡血一般，我也努力融入这种氛围，但性格终究是天生的，有人独处时也仿若狂欢，有人狂欢中也恍若独处。我是后者，注定出局。

 

之前领导不止于此暗示过我。“御夏你要注意拓展业务关系，你看迈克他们组今年都搞了七次client event了。”

 

我做不到迈克那样神情自若的迎来送往、觥筹交错，我试图用我的专业和努力去赢得客户的尊重。但后来我发现，尊重不等于肯合作，我追了数月甚至几年的客户总是被别人抢走。

 

终于，在一个我跟进两年的客户最终和迈克的team签了承销协议后，我爆发了。我冲到迈克桌前大喊，”你凭什么抢我的客户！”

 

“都是为了公司利益，咱们谁签有什么区别？”迈克冠冕堂皇，我竟无言以对。

 

最终我被同事们劝着拉开，迈克成了正义的成功者，我成了气急败坏的失败者。

 

后来我知道，迈克动用了省级领导的亲戚关系拿到的这个项目。

 

宣布裁员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意外。但心中还是狠狠地痛。

 

我觉得自己是个矛盾的个体。我在投行工作的并不开心，但真的被裁掉了，就仿佛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这让我无法承受。

 

也许这种感觉，就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被枷锁和同侪拖着向前，习惯了弓起脊背闷头看着自己的足尖。突然被卸了枷锁，就恍若跌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被裁员后的几个月，我一度陷入消沉。既没有积极去寻找新的工作，也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甚至不想面对亲戚朋友。

 

我当时以为我的人生已经触底。

 

但后来的经历告诉我，人生是没有底的。

 

 

从一无所有到春风得意总是漫长的，但从春风得意到一无所有却可以快的猝不及防。

 

你总以为今天是底，其实如果由着自己下坠，你总有一天会觉得，其实今天经历的根本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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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先生吧。

 

我的先生叫大明，北京人，典型的理工男，性格简洁。我们研究生刚入学不久他就开始追我，开学三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直到现在。

 

2012年，他辞去了投行的工作去美国读MBA，常青藤，很好的商学院。

 

2014年，我在中国丢了工作，他却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他暑期实习的对冲基金给他发了return offer，底薪15万美元，分红另计。

 

他和我一样是性格偏宅的人，这也是他从IBD辞职去读书的原因。留在美国，做个飘然的二级市场投资人，专注研究股票，不需要看人脸色。这都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

 

“御夏，不要苦守在北京了，来美国吧。”大明对我说。

 

我好像也看不到继续呆在北京的理由。我要尊重大明的梦想。

 

何况对丢了工作的我来说，远隔重洋的美国是个不错的避风港。

 

于是我恍恍惚惚地申请了签证，恍恍惚惚地收拾了行李，恍恍惚惚地踏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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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我落地纽约。

 

 

从飞机的窗户望下去，波澜壮阔的哈德逊河，对面是曼哈顿精致剔透的天际线。

 

之前我也来过几次，每次看到窗外的阳光总会一扫旅途的劳顿，豁然开朗。

 

这次却不同。潜意识里我觉得自己被发配的逃兵，陡然而生的是一种惶恐，惶恐不知如何将自己嵌入这陌生的美景中。

 

我是那一趟航班最后一个下飞机的乘客，我蜷在座位上，和通往外界的门进行最后无谓的抵抗。

 

看到这里，也许聪明的你已经发现，我是个心态挺不好的人。从小没受过大挫折，遇到挫折也憋在心里不愿意给人说，直到憋出内伤。

 

我挺相信米卢那句著名的话，“态度决定命运。”

 

我后来总忍不住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自己当初的状态联系起来，总会假设，如果当时自己的内心是阳光普照的，是不是生活也将降落在不同的地方。

 

生活没有假设。

 

大明带着我去了我们在曼哈顿的家，在位于上西区的一座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典型的美国标配装修，白墙，灰地毯，百叶窗。

 

美国的生活都像公寓装修一样大同小异。初到美国的几周，都是不能不办的事 ---- 买生活用品，办身份证件，考驾照，办信用卡、手机卡、保险卡，忙碌而无脑。

 

对于其他初到美国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也许是新鲜和兴奋的。但对于一个在外资投行做了六年，每年都飞两次美国，每次都住四季酒店，去哪都有公司安排的司机的我而言，这些平凡的琐事只是不断地提醒我，我不再是投行的banker了，我只是个甚至不允许工作的配偶签证持有者。

 

我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还没有来得及冷静下来规划自己在美国未来的生活，生活就已经看不下去，主动蹦出来给我找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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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来乍到的琐事中，体检也算其中之一。

 

大明已经在华尔街顺利入职，福利保障非常好，我作为他的配偶，也享有同等医疗待遇。

 

于是我的保险生效后不久，我就约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 在国内这些年，虽然投行的医疗福利也很好，但真心忙得顾不上体检，上次体检已经是三年前了。

 

体检结束后，我去家庭医生那里取结果。家庭医生翻了翻报告对我说，“其他都挺好，但B超显示你的甲状腺有个阴影，也许是良性的结节，但需要做个病理检查。”

 

医生神色淡然，我也没多想，觉得无非是个例行流程的检查，确诊没事儿就没事儿了。

 

所以后来我学习到的经验是，美国医生和中国医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医生总会把最严重的情况都提前和你说清楚，而美国医生在确诊之前总会尽量轻描淡写。

 

病理检查并不复杂，就是用针去穿刺位于喉咙下方的甲状腺体。美国很注重疼痛管理，所以即使是很细的针穿刺，也会提前进行局部麻醉，所以对我来说和打了一次疫苗无异，去过之后甚至不久就忘了这件事。

 

过了不到一周时间，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我正在 92 街的超市买东西，手机响了，上面显示是家庭医生的号码。

 

“Hello”，我接起电话。

 

“御夏你好，我是魏医生。”对面传来家庭医生的声音。

 

那一秒，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知道，通常和病人联络的都是护士。

 

“你的病理报告出来了，我们查到了癌细胞。”魏医生简洁明了。

 

“癌细胞？”我呆住了。

 

“对，就是恶性肿瘤，但具体类型和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确诊，你先不要太担心。”魏医生说。

 

“请问你最快何时有空，我们好安排内分泌科和外科医生会诊，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很麻木地和医生约了会诊时间，很麻木地挂掉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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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下已经半满的购物车，两手空空地走出购物区，在收银台外侧的长椅上坐下。

 

我的身体里似乎堵了一块石头，无法移动，坐着也觉得沉重。

 

我的大脑却变得异常活跃，飞速地闪过了无数念头，我想到了三年前体检医生就提到我有甲状腺结节却没有进一步复查，想到我的舅爷和表姑都死于癌症，想到我在纽约除了大明举目无亲，想到我的母亲正独自在苏州照料我生病的外婆。

 

仿佛所有负面的内容都汹涌澎湃在我的大脑里，驱赶不去。

 

我想了很久，没有什么人想要说，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我就在超市门口的长椅上从白天一直坐到夜幕降临，直到身上有了寒意。

 

我犹豫是否应当给大明打电话让他来接我，但瞬间就被自己否决了。

 

那一刻，这世上是没有人能够帮到我的。

 

于是我麻木地站起身，缓缓往回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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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逼自己将医生的话转述给了大明。

 

每复述一个字都是艰难的。不说，仿佛这一切依旧是虚幻的意念。说出来，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了。

 

大明静静地听我说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呈现出丝毫情绪变化，仿佛我刚刚告诉他的不是癌症，而是感冒。

 

“嗯，嗯嗯。”大明一直认真地听我说完，顿了顿说，“你不要慌。”

 

他非常冷静地提出了几个逻辑：“首先，甲状腺是独立的器官，应该危险性较低；其次，针管抽取的只是个别细胞，偶尔有异常细胞也许不代表就是癌症；第三，你是主动体检发现的，尚无任何症状，就算是癌症肯定也非常早期，应当很好治愈。”

 

紧接着，大明就打开电脑开始搜索相关的资料。他坐在台灯下电脑前，一如往昔的每个夜晚。我抱着腿蜷在沙发上，看着他敲击键盘的背影，心中复杂莫名。

 

大明的冷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方面这种冷静一定程度安抚了我；但一方面我又很怨恨，他凭什么这么冷静。

 

大明并不知道我的内心戏，只是专注地在美国癌症官网上寻找着相关的字眼。他一边搜一边读，甲状腺癌分四种亚型，最常见的一种比感冒死亡率还低。

 

我凑过去一读，发现的确第一种亚型死亡率只有个位数，但还有一种侵犯性的亚型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我顿时又坠入未知的谷底。

 

那天夜里我睡着了，脑子里却光怪陆离。

 

做了乱七八糟的梦。一会儿是魏医生告诉我“对不起我误诊了”，一会儿是母亲打电话哭着问我“听说你生病了”，一会儿又有穿工作服的人来找我立遗嘱，问我财产怎么分配，我说我没有财产。

 

醒来，晃晃脑袋，想让意识告诉我一切都没有发生，但逐渐清醒，过滤掉虚幻的部分，癌症的宣判依旧真实地写在昨天的记忆里。

 

那一瞬间我决定去旅行。距离会诊还有四天，我不能做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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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旅行。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挥之不去。

 

我从床上跳起来，开始收拾行李，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

 

没有休息好，也许是心理作用，整个身体是轻飘飘的。

 

去洗手间的时候，看到暗红的血滴在马桶壁上。

 

掐指算算，生理期竟比平时提前了一周。

 

我从小有痛经的毛病。若是平时大姨妈光顾，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赖在被窝里，哪也不去。

 

但此刻它算个屁。

 

我拖起箱子走出卧室，看到大明站在客厅里。

 

他穿着我买给他的Vince套头衫，手里端着刚烤好的面包。

 

“你要去哪里，带着我好吗？”他定在那儿，无辜地望着我。

 

我抬头看了眼日历，今天是周四，不是周末。

 

我点点头，突然鼻子有点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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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租车上我搜“January travel destination（一月旅行目的地）”，弹出了我早有耳闻的名字：Sundance。圣丹斯，英文是跳舞的太阳的意思，听上去炽热温暖。这是著名的独立制片电影节，此刻正在犹他州的帕克城举行。

 

 

 

我太需要一个有烟火气的喧嚣之地，让自己大隐于市地淹没在熙攘人群里。

 

这是我第一次在机场现场买票，运气还没有坏到家，居然买到了。

 

蜷缩在一排六座的小飞机上，身边有哄孩子的女人，有看报纸的商人，有熟睡打鼾的老人。他们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却觉得和他们隔了一整个世界。

 

为什么得病的不是他，她或者他，而偏偏是我？

 

我心里终于冒出了这个庸俗的问题。

 

小飞机很颠簸，穿过云层的时候，我看到乘务员托盘里的塑料杯飞到了空中，伴随着四下的惊声尖叫，和大明紧握着我的冰凉的手。

 

我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心中甚至有点邪恶地等待飞机坠落。

 

如果飞机坠落，我和他们的命运就都一样了，多么公平。

 

但我们还是平安抵达了，孩子会继续长大，商人会继续忙碌，老人会继续颐养天年。

 

而我，还要继续面对自己携带癌细胞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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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盐湖城，驱车半小时到达帕克城。

 

这是我第一次来帕克城，让我想起了瑞士的达沃斯，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或者蒙特利尔的盛凯瑟琳。也许雪山里精致的小城，都有着同样精致温暖的味道。

 

夜幕降临，小城的主街两侧彩灯闪烁，映亮了地面的积雪。道路两侧随处可见电影放映场，许多没有银幕的学校和剧院都架起了临时投影，门口悬挂着形形色色的海报。

 

接踵摩肩的游客涌动在街道上，时而传来发烧友嘻哈的歌声，美国少年三五成群的呼喊，还有卸掉消音器的跑车不时从公路上高调通过，伴随着路人伸长脖子的惊呼“快看！基努里维斯！让雷诺！”

 

我和大明在人群的驱赶下往前走，不需要讲话，不需要择路，不需要思考。

 

然后驻足在一家现场制作巧克力的商店门前，看落地玻璃窗里面有晶莹流淌的巧克力喷泉，热气升腾让玻璃变得朦胧，却依稀可见趴在柜台前盛装的孩子，和裹着围裙忙碌的售货女孩。我看不清却猜得到他们每个人脸上的欢喜。

 

想到两个字，“镬气”。我以前总读成“锅气”。就是小炒刚出炉的时候，飘在菜面上那一层氤氲的热气。小的时候，外婆从炉灶上端下刚烤好的猪油年糕，蒸汽升腾在玻璃窗上。不知那夜的窗外，是否也有一双如我今天的眼睛，看着屋里我雀跃的神情？

 

人间烟火，往复轮回。

 

我突然有种大彻大悟感，人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想到几天前的自己还在因工作和搬迁的事情消沉，恍若隔世。

 

又遐想着有一天我终会死去，然后飘在夜空中，看凡尘隽永，生生不息，我却再也不是这熙攘尘世中的一员了。

 

眼泪突然蹴地下来了。

 

身边的大明默不作声地，紧紧搂住我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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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两日，白天就在附近的雪场滑雪，夜晚在帕克城游荡。

 

盐湖城是举办过冬奥会的地方，有着绝佳的滑雪场，当时刚过完新年，雪场人很少，常常半小时也见不到一个人。

 

当时我在练习单板，在初级赛道上摸索前行，很快就被大明甩的无影无踪。偌大的雪场，即使是初级道也有三四公里长，滑一趟要近一小时。我就孤零零地在雪道上前进，前进，世界失去声响，眼前除了雪还是雪。

 

我以为空无一人的环境会滋生我的恐惧，其实不然。

 

世界只剩下脚下的滑雪板，身体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体内生理期涌动的疼痛，还有三千米海拔下浅浅的高原反应，整个人就达到了一种很专注的状态 ---- 每一步的平衡、每一次疼痛、每一次呼吸，都无比真实。

 

在这种极度专注的环境下，我几乎忘记了所有背景杂音，包括癌症。

 

后来回想，我想这是度过未知恐惧最好的方式了。

 

度日如年的三天时间，也便嗖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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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见到医生。

 

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切片，会诊。

 

然后又是数日的等待。

 

我鼓起勇气，用学术的方法论去认识我得的病。

 

就像大明当初查阅的那样，甲状腺癌的病理类型分四种：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滤泡状癌、甲状腺髓样癌和未分化甲状腺癌。

 

其中，甲状腺乳头状癌是甲状腺癌中最常见的类型，预后也是相对较好的，十年存活率高达90%。

 

未分化甲状腺癌则是最险恶的，五年存活率只有5%。

 

生与死，全都在数日后报告的一个单词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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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藿是我北大的同窗，性格外向，毕业就来了美国，后来居然嫁给了一个片酬还不错的好莱坞男演员，从此过上了比弗利太太的生活。

 

她打电话来，张口就和我吐槽：“你知道我最近多不顺吗？院门口的花坛被车碾了，我按照摄像头找到车主，居然是XX电影的大制片，半夜喝醉了带了两个妹子酒驾。但David后面还想上他的戏，只能认栽。”

 

她吐槽吐的一发不可收拾。

 

“我把我刚买的皮衣丢在餐馆找不到了。”

 

 “我的墨西哥baby sitter背着我和孩子说西班牙语”。

 

后来她终于说，“有人说在酒店看见David了，身边有别的姑娘”。

 

我沉默。

 

换做过去我一定会刨根问底，但此刻我却不知该说什么。

 

片刻，我决定用最高效的方法来安慰她。

 

 “我得癌症了。”

 

她不语。

 

接着电话那边传出哭腔，“你等着我，我这就飞去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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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后，藿藿拖着红色的rimowa来到了我的面前。她脸色铁青，仿佛生病的是她不是我。

 

她见到我就连珠炮似的问，“你怎么发现的？确诊了吗？医生说怎么治了吗？”然后又死盯着我喃喃道，“你生病了怎么一点没瘦呢？脸还是那么圆。”

 

我一下被她逗笑了，这还是我一周来第一次笑出声。我原本还有点后悔告诉藿藿，这下开始庆幸，最艰难的审判有她这样的活宝陪我共度。

 

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友力爆棚”吧。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

 

晚上她睡在客厅的地毯上，我给她铺了两层厚厚的被子垫在下面。大明让她和我睡卧室，她不肯，说自己睡客厅可以在地上随意翻滚，哪有比地板更宽敞的床。

 

我知道她是不愿影响我和大明休息。的确，这一周我和大明身心俱疲。

 

大明先回房了，我和藿藿关了客厅的顶灯，只留一盏台灯，然后一起坐在她的地铺上，背靠着沙发闲聊。

 

藿藿没有再触碰生病的话题，反倒和我聊起了大学的事。

 

“你多有福啊，从研一开始就有大明照顾你。”藿藿说，“记得那时我们宿舍的开水都是大明每天来帮着打的。对了，他还会修电脑，各种版本的盗版windows他都有，我的电脑还找他重装过呢。”

 

是啊，掐指一算，我和大明在一起已近十年。他日复一日规律地进进出出，我早已忘了这个像家具一样存在的男人曾和我度过怎样的青春。

 

他也曾在大雨滂沱的夜晚站在宿舍楼下扯着嗓子给我表白。

 

他也曾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徜徉了无数遍苏州河。

 

 

 

他也曾在毕业时抱着我说我终于毕业了可以结婚了。

 

他也曾从美国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他穿着我给他买的廉价T恤，站在MIT的校园里，笔着剪刀手，露出乱乱的牙齿。

 

衬着昏黄的灯光，我和藿藿聊着聊着，笑出了眼泪。

 

回到卧室已是夜里12点，大明竟还醒着。

 

“你怎么还没睡？”我问他。

 

“哦我忘了看表”，大明说，“你俩聊什么呢？”

 

“秘密”。我笑了笑，钻进被窝，关上灯。

 

灯光熄灭的瞬间，我突然被拽回现实。我想起来，明天是报告出结果的日子。

 

我突然明白大明为什么不先自己关灯睡觉了。他知道我是个多思之人。

 

我向他身边挪了挪，他反手拥住我。

 

“晚安，老婆。”他呢喃道。

 

我在黑暗中将头发埋在他的臂弯里，竟安然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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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藿藿陪我去见医生。

 

她用狐狸毛的围巾将自己包裹起来，双手不断放在嘴边呵气，一路都在夸张地描述着南加州温暖的阳光，仿佛生活在纽约的都是爱斯基摩人。

 

其实我知道她是在掩饰自己的紧张。

 

光鲜漂亮的姑娘，哪里经历过赤裸裸的癌症。那些冰冷的医疗器械，穿刺的长长的针，换我以前也看都不敢看，但真的落在自己身上，才发现人类是多么能屈能伸的动物。

 

癌症治疗中心是医院旁边单独的一座大楼，里面装修风格很像酒店，大理石的地面和墙砖，大厅还有人造喷泉景观。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约定的科室，门口的接待小姐微笑着让我们坐在皮沙发上静候，五分钟后，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

 

今天见的是内分泌科医生，四十多岁的白人女人，笑起来有细密的鱼尾纹。

 

进屋后，她简单摸了摸患处，问了问最近的饮食和睡眠，终于她坐回自己的座位，低头看了一眼报告，然后抬起头。

 

她开口的那一瞬，我承认我的心脏都紧张地拧成了一团。

 

藿藿像个傻子一样缩在墙角，大气也不敢出。

 

“PTC (Papillary carcinoma,甲状腺乳头状癌)”，医生抬头笑笑说，“做个小门诊手术，切除掉就好啦！”

 

我太熟悉这个单词，PTC，就是十年存活率高达90%的那个亚型。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重新回到人间了。

 

 “需要化疗吗？她要不要剃头发？”我听到藿藿马后炮地追问医生。

 

“目前看不需要化疗，但也要根据切除病灶后进一步活检来定。”尽管医生的每句话都至关重要，但我在听到PTC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已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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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楼门，藿藿摸了摸我的头说，“我以为要上演蓝色生死恋呢，结果你连头发都不用剃啊！”

 

我感觉到她的手是温热的，不再冰冷。

 

藿藿终于恢复了血液正常流动，开始给我讲她这两天的心路历程。

 

她说她来之前一夜辗转反侧，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探病之旅。她曾经去过世界几十个国家，但每次旅程之初都是怀着兴奋与期许，这是她头一次奔赴一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不知归途。

 

她在飞机上始终无法镇定，甚至还含了一颗速效救心丸，不然她怕自己会紧张地猝死。

 

“我真是个大福星！这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结果！”藿藿趁机邀功，“你这听上去还不如阑尾炎严重呢，我是被你骗来的，你要陪我吃好吃的！”

 

我紧紧搂住她的肩膀，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说，“你想怎样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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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藿在的那天，是我那前后几个月最开心的一天。

 

我也突然理解，有惊无险和失而复得，是生命中最美妙的两个词汇。

 

我们俩直接去了第五大道，吃了一顿人均100美元的牛排，然后挽着胳膊去逛街。

 

我们在北大的时候经常一起去逛动物园，那时藿藿总拿着专用蛇皮袋装作进货的模样，和老板用术语问 “这个款好走货么？”然后不费吹灰之力用批发价搞定，晚上我们再一起聚在宿舍欣喜若狂地试穿斩获的战利品。

 

八年后的今天，我们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兴奋的心与当年逛动物园无异。

 

藿藿和当年一样，将演技进行到底。只是如今她装的不是进货小老板，而是比弗利阔太 ---- 算是本色出演。

 

她走进奢侈品店总能开口第一句话就博得店员的尊敬。“前几天我参加你们的品牌活动，看到你们市场总监穿了一件黑白格外套，垫肩比去年的款高。”藿藿后来告诉我，进奢侈品店一定要先问衣服，因为游客都是问包包，买衣服的才是大金主，店员才会端茶倒水，把柜子最深处的稀缺款拿出来给你。

 

一边逛，藿藿一边和我鉴赏介绍本季各个品牌的新款。她让我知道，Moynat的马鞍皮最热卖，但其实尼罗鳄才是最有收藏价值；Fendi凭借Peekaboo和Allthe Way两款手袋让原本已经要过气的品牌起死回生；Delvaux的Tempete Alligator一定要配Mink肩带才完美。

 

换做平日，我会在心底暗笑她的物质和龟毛。但此刻我却觉得一切都像广告片一样美好。

 

抛掉事关人性的部分，这些华物本身的确是美丽的，每个细节的质感都摄人心魄。

 

当我去拥抱这美丽的人间生活，高山绿野纵然明澈，红唇紫衫亦不容错过。若不趁姣好年华锦衣夜行，待老去，只能在病房中灰棉素裹。

 

尘世欢纵，并无轻浮与深沉的区别。只要爱了快乐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傍晚，我和藿藿在downtown一家酒吧订了位，大明也来了。

 

我那晚喝断了篇儿，只记得眼前一杯又一杯的Bloody Mary闪动，藿藿放肆的笑声回档在耳畔，还有大明胸前的温度。

 

后来大明说他新买的衬衫上糊满了我的口水和鼻涕。藿藿说，我那晚哭到上气不接下气。

 

大明说，告诉你个秘密，藿藿那晚也哭了。

 

藿藿说，告诉你个秘密，大明那晚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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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电视剧，也许这就是个不错的结局。

 

但现实中，手术还是要做，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确定。

 

后来内分泌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讨论决定，先保守方案，切除我左侧甲状腺，如果没有浸染到淋巴，就不需要切除右侧。

 

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心情是很放松的，毕竟就是个不需要住院的门诊手术。医院手术服非常先进，里面通了管子，旁边有旋钮，可以充进热气或冷气，随时调节温度。

 

我还在顾着玩衣服，麻醉医生就进来了，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他就给我的点滴里加了一针麻醉剂，下一秒我就不省人事了。

 

那是我第一次无梦的睡眠，等我睁开眼睛，手术已经完成。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是门诊手术，对身体也是巨大的考验和摧残。

 

我的脖子被缠上了厚厚的纱布，还有支架固定着，我就躺在观察室里，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觉得腹部疼痛，痛到浑身的冷汗大颗大颗往下流。我想在床上打滚，但架着脖子动弹不得。医生过来检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说从没见过这种情况，分析也许是我敏感体质，对麻药产生了过敏反应。医生也不建议再用止疼药，担心加剧病情。

 

我就只能一动不动地忍受着刀搅般的疼痛，望着天花板，让时间一秒一秒度过。

 

旁边时不时传来其他术后病人的呻吟，中途我听到医生们奔去给隔壁床位的病人用心脏起搏器，后来又一群人飞奔着将他推去了急救室。

 

“他怎么了？”我呻吟着问护士。

 

“看上去不太好。”护士叹口气，意味深长。

 

我心中小小地下坠了一下，却很快被自己身体的疼痛冲淡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六个小时，我当时就想到了汉朝吕后将戚夫人作为人彘的故事，一时间竟有同病相怜的伤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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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我一直戴着像做了阉割手术的猫一样的脖套，僵着脖子。麻药的反应居然持续了两天，中间始终有腹痛感，还呕吐过几次。

 

最难熬的伤痛不是来自躯体，而是精神。少了一个甲状腺，身体顿时处于甲减的状态，情绪也变得不稳定，抑郁，整个人都是低落的，世界变得灰暗。

 

恰恰在我身体和精神最不堪一击的时候，医生告诉了我坏消息。

 

医生说活检报告显示，我的淋巴有少量浸染。

 

也就是说，我的身体里还有癌细胞。

 

我必须再接受第二场手术，切除右侧甲状腺。

 

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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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手术的间隔期大约有两周。

 

 

 

我像废人一样待在家里，不能洗澡，不能转脖子，不能大笑，甚至不能大哭。

 

我没有任何讲话的气力和情绪。藿藿发的信息我不想回复。大明回到家和我说话我也爱答不理。

 

但家人从国内打来电话，我得接，而且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的外婆近几年中风了两次，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不能受任何刺激。

 

我的母亲守在外婆身边，也经不起任何别的精神压力了。

 

我只能在电话里强颜欢笑，然后找借口挂掉电话。

 

其实每次听到她们的声音，我都委屈地想要大哭一场。

 

那两周我读了于娟的《此生未完成》。我看此书时，作者已因癌症晚期不在人世。

 

文中写道，一次化疗结束后，刚十九个月的儿子土豆趴在她的膝盖上，奶声奶气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她流着泪想：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变成了草。她还写道：“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污衣垢面趴在国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我爸妈牵着土豆的手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

 

还有她的丈夫，天天为全身骨头坏死、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擦屁股，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求老天让你活着让我这样擦五十年屁股”。

 

于娟多么爱她的孩子和丈夫，多么爱生命，她不想死，她决不放弃，可是，她还是走了。

 

看到这里，我悲从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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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手术后，我整个人都像抽空了一般。

 

 

 

失去了双侧的甲状腺，我彻底不能分泌甲状腺素了。

 

凡事失去才懂珍惜，之前我甚至不知道甲状腺这个器官的存在，失去了却发现它那么重要。

 

如果一个人没有甲状腺素，会导致身材矮小，面部表情痴呆，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心跳慢，记忆力差，低血压……不胜枚举。

 

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医疗发达的时代，有药物可以代替。

 

终生服药，这在健康人眼里是个挺惨的事，但对病人却是福音。

 

我身体底子一般，医生在手术前说小概率会发生的“缺钙症”，也应验在了我的身上。

 

“缺钙症”是指骨骼中有机物质无法合成，导致钙质在骨骼的有机质上无法沉积，长期会导致骨骼脱钙，骨质疏松。简单地说，就是我的身体无法产生钙质了。

 

我只能像个贪吃的孩子一样，每天抱着家庭装的大桶钙片，大把地塞进嘴里。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终究是少了一个器官，再也不是娘胎里出来时的完整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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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

 

我一整个月都在和身体创伤和激素抗争，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

 

真的痛苦的时候，身边围绕再多人，也激不起人讲话的兴趣。

 

我在疼痛和抑郁的过程中深深觉得，即使再亲近的人，也无法代替你承受。

 

人生本质是孤独的。深深的、深深的孤独。

 

我每天吃吃睡睡，习惯了和大明只是只言片语，时间久了，我们变得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真的是褒义词吗，最亲密的人变得客气，不是很悲哀吗。

 

但我又无力改变。

 

走过大风大浪，让我本能将自己和健康人划出了界限，我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包括大明。

 

我也一厢情愿地想，对于一个阳光男孩来说，突然强迫他面对这些生生死死的事，也真的是委屈他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谁又能要求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配偶，去陪自己扛住这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去面对有疾病的人生的灰暗和无望。

 

我想，我不想拖累谁，但我也管不了谁了。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把自己顾好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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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消沉的时候，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我手术后一个多月时，母亲在电话里说，外婆的病情恶化了。

 

她原本只是瘫在床上，这几天开始神志时而不清。

 

如我在前文提到的，我是单亲家庭，母亲以前工作繁忙，我是外婆一手拉扯大的。

 

所以外婆对我的意义，相当于半个母亲。

 

尽管没有父母在身边，但外婆让我的童年并不缺少颜色。

 

外婆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菜养鸡。旁人总戏谑，外婆最惦记的就是我和她养的鸡。小时候我会日日催促外婆“摸摸鸡下蛋了没有啊”，然后外婆就一遍一遍带我去摸鸡屁股。

 

我和表哥表姐时总偷了火柴溜去对面的泥地生火烤土豆，我最小，表哥表姐总欺负我不给我分。这时外婆就会像佛祖显灵一样降临，勒令哥哥姐姐分土豆给我，我把衣服撩起，托着热腾腾的土豆，咧嘴傻笑。

 

我上大学后，从此和外婆聚少离多。

 

日子久了，电话也变得稀少，习惯了只是在微信上发几张照片给母亲，让她给外婆看。

 

每次逢年过节回家，我发现我发过的每一张照片，外婆都如数家珍。

 

南方冬天没有暖气，每次回家我便借故和外婆挤在一张床上。虽然不好意思再将头埋在她怀里，但听到她熟悉的咳嗽声，我就心中安稳。

 

没有想到，只是半年不见，我的外婆竟每况愈下至此。

 

我想要飞回去看望外婆，但被母亲拦住了。

 

她严肃地告诉我，我回去会添乱。外婆偶尔清醒的时候也强调，不要让我回来去。

 

我犹豫片刻，关闭了买机票的页面。

 

我想我暂时还是不要回去。

 

我当时的理由有二：第一，外婆的病情一直时好时坏，也许她这次安心静养几日便又安然度过，我回去可能反而添乱；第二，我现在身体状况不佳，多走几步路都会疲惫喘气，十几小时的飞机和中国南方的阴冷，我怕自己自顾不暇。

 

我想的理由是充分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大明也支持我先不要回去。

 

但事实证明，生命转瞬即逝，我稍做的迟疑，就变成了一生无法填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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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刚刚回暖的一天，母亲发信息告诉我，外婆走了。

 

 

站在纽约乍暖还寒的街头，看着身边捧着红玫瑰擦肩而过的陌生笑脸们，我一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第一次走进曼哈顿晨边高地的河滨教堂。高耸的束柱托起的尖肋拱顶下，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投下七彩光晕。在这哥特式的建筑中，浓厚的宗教气氛仿佛让生死年轮都变得渺小如一瞬。我不信宗教，我便站立在教堂的入口处，听钟琴奏响，想过去百年来有多少纽约客在这里祈祷，为新婚祝福、诞生洗礼、死亡唱诵。

 

 

 

《圣经》启示录21:4写道“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往后人间又发生多少瞬息万变悲欢喜乐，外婆已不知。我经历了什么苦难与喜乐，外婆已不知。

 

 

“真正让我感到她生命终止的、她已离我而去永远不会再来的，既不是没有了呼吸，也不是心脏不再跳动，而是她那双不论何时何地、总在追随着我的、充满慈爱的目光，已经永远地关闭在她眼睑的后面，再也不会看着我了。“作家张洁这段话，萦绕在我脑中。

 

我突然无比后悔，后悔地想要大嘴巴抽自己。

 

我之前给自己构造的理论体系，瞬间崩塌。

 

我之前觉得人生终归是孤独的，只是在给自己寻一个借口，一个不去为身边的人负责的借口。

 

之前听说很多患病后的人变得性格孤僻，自私而不顾他人感受。不知何时，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

 

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最终成了刺痛自己的那柄刀，我要用一生来舔舐它留下的血与痛。

 

我亲手铸的刀，割断了我和最爱我的人最后见面的机会，让我成了抱憾终生的孤儿。

 

那一刻，我才真的孤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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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唯有爱无法强迫，唯有死亡无法挽回。

 

因为我的自私，我错过了和外婆相见的最后机会。

 

我连夜飞回了国内。

 

事实证明，只要按时按量服药，我的身体完全可以承受这样的旅途。

 

我完好的抵达南京，让我更加痛恨自己。

 

外婆的葬礼很简单，除了家人谁也没有来。有些人在锣鼓丧钟中离开，华丽地充满人间气。

 

有些人死后被撒向大江大海，从容结束一段轻盈的旅程。

 

站在黄浦江的游船上，我将骨灰撒进滔滔江水。

 

之前的我总认为，除了生死，什么都是小事。

 

但此刻我却恍然，即使是死亡，也没有那么可怕。

 

生老病死，原本就是每人终将面对的自然现象。如道家所言，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或如基督教所述：生，固然可喜；死，亦应可贺。

 

死亡若是终将抵达的终点，我们每个人的旅途归根到底都是有限的。

 

若不能决定它的长短，与其活在与未知的抗争中，不如放下心结，去充分体验大千世界的每一刻。

 

外婆一生都处在辛劳、担忧、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

 

 

 

我想也许随着人类文化心智进步，有一天人们会不再畏死，生活就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节，笑吧，闹吧，累了，不想玩了，就把总闸一关，灯灭，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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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葬礼后，我只身去了青海。

 

我想要找一个答案。

 

我七岁那年，外婆曾经带我去过青海。那是我一生中见过最亮的蓝。

 

记忆中那明澈的静水倒映着我和外婆的身影，光线流动，万物寡言。之后我一直记得那绮丽而肃穆的天地，神秘而与世隔绝的村庄和山峦。

 

我想要回到那方神秘的土地，若人世浮华也不能与它对峙，轮转的生命在这土地上也只是惊鸿一瞬。我想要站在世间的边缘，惜别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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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飞机抵达西宁，之后坐大巴车颠簸至共和县，抵达黑马河乡。

 

沿途很多蒙古包，门口偶尔飘扬着揽客的小旗，写着20元住宿。地下是草甸，蚊虫就在耳边嗡鸣。

 

 

 

我下榻的是一家朋友推荐的旅店，是那种两层的砖砌的小楼，有水泥地的庭院，庭院里有水井和花草，地上有藏族房东散养的柴鸡踱步。旅店隐藏在分岔的曲折小巷里，位置偏僻，只接待寻访而去的回头旧客。

 

住下，晚饭吃的藏民房东做的羊肉包子和饺子，味道是在纽约所不能想象的浓郁。

 

“来，青稞饼 青稞饼”还有提着篮子的藏族小女孩在旅店门口熟练地叫卖。2元钱一包，我买了一包，计划当做次日的早餐。

 

房顶架设了太阳能热水器，热水用完就没有了。我晚上回到房间，水已经变得冰冷。我便问藏民房东要了一暖瓶热水，在井台洗漱，和衣躺下，熄灯入眠。半梦半醒间，还能听到庭院里有深夜迟归的客人，站在水井旁边压动水汞洗澡。

 

第二天清晨，6点多便被太阳照醒。推开窗户，看到湛蓝的天如穹庐，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仿佛一夜间绽放，金灿灿得晃眼，阳光透过偶或飘过的云一束一束泄落，笼罩村庄，山峦和田野。仿佛是来自天上的光柱，可以超脱人间所有的悲喜和得失而去。

 

我决定在这里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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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光笼罩的土地上，总会降生奇迹般的因缘。

 

我入住不久，搬来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孩，与我年龄相仿，名叫咏笙。

 

咏笙身材瘦削，留着男孩式的短发，面色白净，眼睛深深的有很多层眼皮，笑起来像月牙。

 

她来的第一日我们只是浅浅打了招呼。

 

第二日清晨，我推开窗户，看到楼下她已经在围着油菜花地跑步。

 

“你好勤快啊！”早饭时我们在楼下饭厅相遇，我赞叹道。

 

“生命在于运动。”她从藏族房东的铁壶里斟了一大碗飘着油花的奶茶，坐到我身边的木凳上。

 

在这样的旅店里，住客可以随时说话，亦可随时失去踪迹，都是及其自然的事。

 

而遇到咏笙这样年龄相仿，同样也是长住客的却是难得。

 

我们迅速熟悉起来。次日，她约我去塔尔寺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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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着房东的手动挡捷达，一路向西奔去。

 

驱车沿着湖边的草甸前行，一不小心就开进了一处沙地。因为车子不是四驱越野的关系，我们陷在沙地里出不来了。

 

 

 

房东去找不远处喂马的藏民帮忙，开始各种想办法。

 

我坐在旁边的草地上，阳光直射在瞳孔里，明亮地睁不开眼。我只知道有雪盲，现在觉得一定也有草原盲，还有蓝天盲。草甸上没有树荫，我便将颈上的纱巾解下来遮在头顶。

 

咏笙坐在我身边，拍打着裤腿上的杂草。回头，她便看到了我脖子上的两侧伤疤。

 

“怎么弄的？”她倒是问得直接。

 

“我做过甲状腺手术。”我含蓄的回答。

 

“你看我的。”她撩起衣服，露出小腹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那伤疤就像一条爬虫，在她白净肌肤的映衬下，如此违和。

 

“怎么弄的！”这次轮到我发问了。

 

“卵巢癌，切了。”她放下衣服，轻描淡写地说。

 

我一时惊到无言以对。

 

还没来得及多问，房东冲我们喊，“车子弄出来了，可以出发了！”

 

我们起身向帮忙拖车的藏民表示感谢，他挥挥帽子，策马扬鞭地走了。我们钻进车子，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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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我们分享了彼此的病史。

 

咏笙说，她很少和人聊起疾病。但当她看到我颈上的疤痕，她心中便明白了八分。

 

“在中国的女性中，30岁以前被诊断出最普遍的癌症就是甲状腺癌。30-59岁之间是乳腺癌，60岁以后是肺癌。”咏笙张口便引出了一组数据。

 

咏笙告诉我，她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觉得小腹总隐隐作痛，去医院检查，一查就是卵巢癌。

 

“通常卵巢癌是没有感觉的，一旦发现就是晚期。”咏笙豁达道，“我算运气好的，我这个肿瘤的位置靠近肠子，所以卵巢没感觉，肠子却被挤疼了，所以发现的还算早。”

 

咏笙给我讲她化疗的经历。

 

咏笙说，她当时刚切了病灶，上身不能动，即便呕吐也只能侧头，最多45度，身上，枕边，被褥，衣裳，全是呕吐物，有时候呕吐物会从鼻腔里喷涌而出。

 

而且呕吐会带动身体震动，震动又会导致伤口的剧痛，于是一日几十次呕吐，几十次痛到浑身被汗水浸湿。

 

“后来我走到那家医院附近就会绕道而行，因为我看到那家医院就会干呕想吐。”咏笙笑道。

 

“六次化疗，我都坚持过来了，一次也没哭过。因为我觉得扛过去，就好了。”咏笙叹了一口气。

 

咏笙休学治疗了一年，后来病情逐渐稳定，头发重新长出来，她也重新回到学校正常的生活里。

 

毕业后，她也顺利找到一份外企工作，踌躇满志地开始了职业生涯。

 

她以为生活终于可以安稳向前了，但却不然。

 

一年后，她的癌症复发了。

 

“第一次生病咬咬牙就扛过来了。第二次复发，我才真的崩溃了。”咏笙说，“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和身体都是不可控的，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控制？”

 

刚做了一年的工作又被迫辞掉。

 

回到医院，那个看都不愿看到的地方。把之前的刀口又割开，再次手术。

 

“表皮层你看到的是一道疤，但其实皮肉下面是两道不同的切口。”

 

又切了另一侧卵巢，从此宣告不能生育。但在极度的肉体痛楚下，几乎没时间为自己的生育能力哀悼。

 

整个身心都再次陷入在新一轮的化疗中，重复着呕吐、疼痛、高烧的老戏。半年时间，身体里长期插着长达45cm的PICC导管，从手臂伸出一个塑料头，四周无论何时都贴满了3M贴膜。

 

“每次想到化疗二字，我就会颤抖，接下来就是全身酥麻。与其说是心理反应，不如说是生理应激。”咏笙说。

 

半年后，咏笙出院了，宣告战胜又一轮癌症。

 

但经历了第二次折磨后，咏笙已经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了，再也回不去了。

 

当时咏笙24岁，本是闺阁待嫁的年纪。热心的亲友为她没少奔走，想给她找个对象。但大部分人听说她得过癌症又不能生育，都不容迟疑地拒绝了。

 

“也有两个人来和我见面了，一个是在甘肃做乡村医生的，一个是个离婚有孩子的。”咏笙说，“人家见我就很直白的问，你以后会不会再生病啊，我就只能笑着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你结婚了？真好。”咏笙笑着低下头说，“我已经放弃婚姻的想法了。”

 

正聊着，房东回头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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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四周都是随风飘扬的经幡，耳畔是轰鸣的钟声，金殿顶銮反射的强光照的人睁不开眼睛。

 

 

 

 

很多举着相机的游客，却丝毫妨碍不到磕长头远道而来的信徒。

 

据说信徒若在佛前许过愿，还愿时就要用十万个长头来报答。远道来的人都是自带干粮，白天到这里还愿，夜间就近住宿，一天天不停地拜下去。

 

有时候我觉得信徒的内心是矛盾的。

 

释迦摩尼成佛后的第一句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他的本意是，人在宇宙中是顶天立地，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不必听命与任何人或任何超乎人的神。

 

信徒们信奉释迦摩尼，却不信自己能主宰命运。

 

“你信佛么？”我问咏笙。

 

“我信佛学，却不信佛。”咏笙说。

 

藏传佛教信奉活佛。按照佛教教义的说法，一个活佛的圆寂，不过是灵魂的转移，化身为另一肉体的人而已。

 

“转世，是佛教和其他教派最大的区别吧，也是最给人予安慰的。让我相信还有机会有个完整的躯体，好好地过个一生。”

 

我和咏笙边走边聊。

 

咏笙说，她第二次病愈后，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无欲无求的消沉。

 

“当时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就什么都不做，反正也无欲无求了；要么就硬着头皮找出路。”咏笙说，“人还没死，当然得选后者。”

 

其实得过癌症的人，身体康复是一方面，心灵康复更困难。病痛的摧残犹如血肉战场，留下的阴影深入骨髓。

 

“得了大病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吧，就觉得身体一直往下坠，没有东西可以托住它，也不知道坠到哪里是底。”

 

“我只能自己托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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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塔尔寺的小径上，四处可见佛经壁画。它们镶嵌在高大殿堂的墙壁，画在僧人的佛堂，以及门、梁、柱甚至藻井之上。

 

 

 

我们在“六道轮回图”前驻足，‘’这叫做‘十二因缘‘’”，咏笙指着外环的十二幅小图说，“人世轮回，一目了然。”。

 

按照藏传佛教的理论，人生分为从“无明”到“老死”十二个环节，因果相随，三世相续而无间断，使人流转于生死轮回大海，而不能得以出离。

 

万事万物，因果相连。

 

病愈后的咏笙，充满对人生的疑问。

 

为什么是我？这是最首当其冲也最折磨人的问题。

 

咏笙第二次病愈后，便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

 

她慢慢总结了几十条生病的原因，包括基因、环境、作息不规律、吃垃圾食品、易发怒等。

 

找到“病因”后，她就努力避免这些因素，并且去看了心理医生，营养学家，道教拳师，找各种流派的养生法，锻炼方式。

 

“找不到原因的话，就会像是掉进了无底洞，会觉得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是我。找到所谓的病因，反而会放下一点，觉得至少有说法，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她也去学习有关癌症的知识，“原来得癌症的人这么多！”她对我说。

 

咏笙查阅了美国癌症协会的官方数据，美国每年有170万新确诊癌症，其中3.7%确诊年龄为34岁以下。也就是说，美国每年确诊癌症的年轻人就多达6万人。

 

在中国，2015年共有429万新确诊癌症，以及280万癌症导致的死亡。也就是说，每年癌症死亡/确诊的比例高达65%。

 

“看到这组数据，我想，只要我活着，就是那幸运的35%了。”咏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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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介意等我半小时吗？你可以在附近先转转。”咏笙抱歉地说。

 

在塔尔寺门前的街角，咏笙找了一个石阶坐下，从包里掏出一块画板，一枝铅笔，三五下，便勾勒出了八宝如意塔的轮廓。

 

这也是她寻找答案的一部分。

 

咏笙第二次病愈后，她没有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而是捡起了少年时的爱好，素描。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生病，我想我更适合从事不受时间限制的自由职业。”

 

“钱还得挣啊，在医院这段时间我发现现在的医疗技术真是先进，只要有钱，就有办法维持住生命，而且能让你最大程度减少痛苦。”

 

“但同样是挣钱，为什么不采取让自己更愉悦的方式呢？”

 

如今的咏笙，是一名插画师，也是一名兼职美术老师。

 

她的画风是大胆而简洁的，擅长用线条勾勒出生动的故事。

 

她的作品赢得了许多事编辑的青睐，请她画插图的报刊杂志越来越多。

 

她还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们教画画。

 

“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我特别喜欢小孩，看他们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我总能发自肺腑地快乐。”

 

看着咏笙低头作画的画面，她瘦削的身躯在金灿灿的佛殿面前显得渺小却刚毅。

 

病痛会让人思考很多生死的东西。

 

我坐在她身边的石阶上，回顾之前在公司和迈克的明争暗斗，突然觉得恍若隔世了。

 

当我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风淡云清。

 

曾经让我万般纠结无法出离，如今突然就想透彻了。

 

“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于娟的书里曾这样说。

 

之前总在怨天尤人，其实我自己何尝没有责任。

 

我失去工作后的消沉，只是源自从有到无的执念，但我之所以会失去那份工作，本质上是因为那并不是我真正的人生目标。

 

我毕业后的择业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最普适价值观的选择，却不是我内心的所求。因此我也只是强迫自己去做这份工作，而没有最大程度去主观能动地做好它。

 

只有当一份工作是真正的乐趣所在，人才会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我失去这份工作，是偶然，也是必然。我怨不得谁，也不必自怨。

 

人生苦短，丢掉一份并不享受的工作，其实是值得庆幸的事啊。

 

这让我有时间去重新开始，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更有意义和乐趣的事。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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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回到旅店后，我晚上在房间镜子里看到自己，发觉颈上的伤疤已经淡了许多。

 

我突然觉得，是时候move on了。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大明。

 

我说我准备回美国了，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现在我有好多事情想做。

 

电话那头大明的声音陌生而熟悉。

 

“快回家吧，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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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我和咏笙在旅馆门口告别。

 

“快回家去吧。等我完成这个系列插画，我也就回广州去了。”咏笙紧紧抱住我。

 

咏笙塞给我一本书，是斯特科·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扉页上写着她的笔迹：

 

陌上流年，且吟且行，素心如简，待莲花开尽，便是清欢。

 

她拍拍我的背，我扭身爬上藏族房东的捷达车，他送我去机场。

 

在轰鸣的汽车马达声中，地下卷起一阵尘土，咏笙和小旅店在身后渐行渐远。

 

我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油菜花，还有偶尔闪过的磕长头朝拜的信徒，深深吸一口气。

 

突然觉得过去半年时光就像一场虚幻的蒙太奇。

 

从办公室政治到被迫出局。

 

从去了美国到诊断出癌症。

 

从第一次手术到第二次手术。

 

从肉体的痛楚到精神的抑郁。

 

还有和大明莫须有的隔阂。

 

还有外婆的骤然离世。

 

恍然间不相信这一切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怎么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事。

 

而我，也在这么短时间内，被生活彻底击溃。

 

但其实还有这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啊。

 

还有湛蓝的湖，温暖的日光，还有陌生的异乡人磕着长头颠沛向前。

 

还有比我更不幸却更乐观的咏笙。

 

还有时刻准备挺我的藿藿。

 

还有爱我的母亲。

 

还有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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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苏州陪了几天母亲，看她心情逐渐平复，我便踏上了回纽约的飞机。

 

见到大明，几周不见，仿佛清减了许多。

 

每天早晨，他还像往常那样冲一杯咖啡，坐在客厅的桌前查邮件。

 

久违了这个场景，我一瞬间竟一阵委屈，眼泪刷的就流了下来。

 

大明讶异地看着我。

 

“我们还能回到半年前的样子么？”我问他。

 

“什么半年前？我们从来都没有变过啊。”大明瞪大了眼睛，无辜地望着我。

 

我破涕为笑。也许所谓疏离，根本就是一个抑郁的人写给自己的内心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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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是个热爱写作的人，后来一不留神走上了金融之路。现在生活狠狠给了我一巴掌，让我看清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注册了一个公众号，算是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平台。

 

我想在纽约这个包罗万象的城市做一件事，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

 

 

 

 

我要去走访当地的华人，从华尔街精英，到唐人街偷渡客，从懵懂的留学生，到忘记了华语的老侨民。

 

我相信每个生活在纽约的华人，他的人生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游子之歌。他们传奇的人生，奋斗的经历，颠沛的旅程，值得被记录。

 

我聊着，写着，我写他们去到一个黄金国，琴博腊索山，克托帕科西山，牵着老人孩子的手，跨国奥利诺科河，越过火热的卡拉哈里沙漠，横过南非的蛮荒草原，经过狂野，离开旧家园。

 

然后我把文章发布在我的公众号平台上。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当地的华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

 

我的公众号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也开始有国内的报刊在后台联系我，申请转载刊登。

 

现在我的公众号只有不到两万读者，但我相信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大。

 

“你的文字是真诚的。”有读者留言说。

 

当我在深夜还坐在电脑前疾书，大明总会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I can tell it’s your true passion.”

 

有人在苦难中被击溃，有人通过苦难找到答案。

 

用一对甲状腺换一个真实的自我，突然觉得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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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外婆去世一周年的日子。

 

我回到苏州给她上了坟。

 

母亲和她刚结婚不久的丈夫站在我身后，良久无言。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那些曾经挚爱的人，都始终刻骨铭心。

 

晚上在浴室洗澡，热水顺着我的头发流淌下来。

 

我在氤氲的蒸汽里，眼前仿佛又看到外婆鲜活的笑脸，看到她拉着我稚嫩的小手，走在吴门桥畔的石子路上，指着匠人手里的泥娃娃，教我认孙悟空、猪八戒。

 

突然觉得，原来生命的陪伴和传承，是一件这么美好的事情。

 

外婆属鸡，如果她还在，明年便是她的本命年了。

 

那一瞬间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要在外婆的本命年生一个属鸡的孩子。用一种具有仪式感的方式，实现生命的传承。

 

我冲出浴室，还没有擦干身上的水珠就给大明拨了电话。

 

“大明，我们要个孩子吧。”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估计是一时回不过神了。

 

“好吗？”我问。

 

“好，好，好。”大明的声音竟然是颤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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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癌症的人想要怀孕，要经过内分泌科、肿瘤科、妇产科几个医生的批准首肯。

 

我按照医生的叮嘱，按时按量服药，调整饮食结构，每日慢跑。

 

半年后的一天，验孕棒显示两条红线。

 

第二天得到医生的确认说，“你怀孕了。”她笑着恭喜我，我却眼泪刷的流了下来，怎么止也止不住。

 

走出医生办公室，我对着大明含泪傻笑，把他吓懵了。把单据给他看，他也变成了一个呵呵直笑的傻瓜。

 

这时我才明白，大明一直是想要孩子的，都是为了我一直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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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患过癌症的人来说，怀孕比其他人辛苦很多。

 

医生根据怀孕不同阶段，实时调整激素计量。每次调整药量之前都要停药，那几天我都会情绪低落、浑身无力。

 

我还患上了孕期瘙痒症，浑身的皮肤奇痒无比，晚上做梦都在拼命挠，常常早上醒来看到自己被抓的鲜血淋漓。

 

几个月下来，我脖子以下的皮肤几乎没有一处完好，就像个浑身是疤的癞蛤蟆。

就这样扛到了足月。

 

当我被推进产房的那一刻，我觉得如此熟悉，同样的病号服，同样埋着点滴，但上次从身体里取出的是肿瘤，这次是新的生命。

 

2017年12月20日的夜里，我顺产下一枚女婴，5斤8两。

 

医生把她抱到我眼前，我看到她粉嫩的面孔，那么鲜活，那么明净，那么充满生命力。

她的面庞，是我一生见过的最美的东西。

 

我看到自己的血脉流淌在她的身体里。她会长大，会有自己的孩子，会将这份血脉传承，生生不息。

 

 

从我的产床上，看得到窗外宇宙浩瀚，星光灿烂。

 

我给她起名叫若隙。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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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藿藿来看我和若隙。她说我浑身散发着母爱的光辉，说白点，就是个浑身奶味儿的哺乳期妇女。

 

当其他产妇在埋怨坐月子的辛苦时，我每一次给她喂奶擦屁股，都充满欢愉。

 

大明也沉了幸福的奶爸，每天盯着闺女看啊看，嘴角一点轻微的湿疹，他都会每小时给抹一次乳液。

 

在短暂的人生中，你和你爱的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意识到这一点，那些原本木讷平淡的时光，便值得你全神贯注去享受。

 

我生病的事情渐渐风淡云轻。

 

我依旧每半年去复查，依旧是高危人群。

 

又怎样。

 

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或早或晚，或轻或重。

 

若你没有被它彻底击垮，便应像感谢敌人一样感谢它，感谢它让你有痛定思痛的思考，有劫后余生的欢腾。

 

也许病愈后我们又会回到日常繁复的生活轨道上，但我们的心会更明澈，更举重若轻。我们会知道哪些事需要改变，哪些人需要珍惜。

 

这次生病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反复迂回向前的自我救赎。

 

我想在未来的人生中，当我遇到苦痛，恐怕依然免不了有低谷期。

 

但怕什么呢，人生原本就是一场反反复复的自我救赎，有迂回，但大的趋势是愈挫愈勇，愈行愈开阔。

 

 

最后用一句电影台词来结束我的文字吧。

 

Life is not the amountof breaths you take,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你有多久的呼吸

 

 it’s the moments that take your breathaway.

而在于那些让你无法呼吸的珍贵瞬间

 

 

编辑 | Sav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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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80后姑娘的涂鸦平台，我们一个居于美国加州，一个居于中国香港；一个北京大学毕业，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一个是理科女却饱读诗书，一个是文科女却在投行做模型。我们的共同点是：知道no zuo no die却勇往直前，爱用自己赚的钱买买买，走过很多地方交到许多稀奇古怪的朋友，希望用笔将这美好的世界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