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序言

 

又到一年开学季，有关留学的话题也不断升温。前几天和一位年长的朋友吃饭，她谈起即将赴美留学的女儿，问我有没有临行前的建议。我说，建议太多，体会不少，干脆，我推荐你一本书吧。

 

我推荐了元辛的《新留学青年》。

 

去年10月，我有幸为元辛的这本新书作序。过去的三年里，我欣喜地看到这位同样曾身为财新记者的年轻人深入一线，从上百名留学生受访人身上寻找最真实的素材，用最精确的方式呈献给读者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原貌。

 

在开学季到来之际，我把这篇序分享给大家，也真诚地推荐元辛的这本《新留学青年》。希望借由这本书，社会能对海外学子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我们总要去敲碎它，敲出一个突破口，蜕变，成长，认识新的自己。

 

以下是我为《新留学青年》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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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2016年7月的一天，我和一位北大毕业的年轻律师聊起北大，我说那个属于海子和西川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未名湖畔再也没有那样一群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律师说，你错了，我有一位室友，可以信手拈来身边的人与事，写出精彩的诗句。而现在，他正奔波于美国的各个城市之间，为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写作一本访谈录。

 

那时我刚刚结束了五年驻美记者的工作，自然对这样一本访谈录产生了兴趣。在律师的联系下，我和元辛开始了邮件往来。很快，他发来了刚刚写完的一个章节——一名叫凡姐的女留学生的故事。我花了十分钟将文章读完，感受却格外复杂。一方面，我惊叹于作为一名男性作者，元辛对于人物细节的勾勒和心理变化的描写是如此的细致入微；但另一方面，作为已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我，却也对故事中刚刚走出象牙塔的主人公流露出一种本能的不屑。

 

“就你采访的这个对象而言，真的是特别寻常的一个人。”在给元辛的邮件中，我直言不讳地写道，“只是一个平凡的姑娘，就实习的问题、恋爱的问题，到了新环境的适应问题有了内心困惑。”

 

元辛并没有恼怒于我的质疑。在回信中，他这样问我：“你觉得，对于中国的普通读者和留学生来说，对刘亦婷或者何江的关注，会让他们收获多少？当人们99%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这1%的‘成功者’身上时，留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是否已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看了他的话，我一时无言。

 

我想起一首我和元辛都喜欢的《平凡之路》：“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着平凡着”

 

是的，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能成为那1%的“成功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将像元辛写道的那样，“循着‘普通人’的轨迹漂洋过海，磨砺身心，乃至最终安家立业。”

 

我突然觉得，当下应该有这样一个作者，将那99%的“普通人”的“平凡”的纠结与迷茫、成长与新生真实地记录下来，并原原本本地展现给国内的读者。留学生作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也理应在风起云涌的出国浪潮中，获得社会足够的客观的认识：这一代留学生风平浪静的优越生活背后，为何会有如此多的纠结和迷茫？在他们看上去无忧无虑的异乡体验中，隐藏着怎样的脆弱和心无所依，又有着哪些超越年龄的思考与坚持？在这群人成长为无坚不摧的成年人之前，需要经历怎样的坎坷与彷徨，最终又将如何完成破茧成蝶的蜕变？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位关注留学群体的人回答，而它们，也正是元辛所试图回答的。

自此，我和元辛成了心照不宣的文友。我们很少在微信上讲话，但偶尔会写很长的邮件给对方。我们讨论文学，讨论对彼此新写章节的意见看法。潜意识里，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实现了我对北大文人的全部想象。

 

后来有一日，他来香港看我，颇有网友见面的感觉。我们在坚尼地城的茶餐厅吃了午饭，又一路沿山而走，在港大校园的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现实中的元辛并没有他笔下文字呈现出的老练与学究。他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目测一米八的身高，活脱脱一名刚从篮球场下来的港大学生。而开口聊天，则是浓浓的北大文人气质，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哲学、历史、社会经济的各种理论信手拈来。所幸的是，他有的是北大“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的才情，却没有天之骄子们身上常见的张狂。他脸上仍带着少年气的腼腆和清癯，讲起自己经历的每件事，都显得认真而专注。

 

我们聊起文学，聊起纽约，聊起香港，但最终，还是离不开他正在写作的访谈录。

 

“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我问他。

 

他沉吟了片刻，神色显得凝重而复杂。他告诉我，最初想写这本书，是受到《出梁庄记》的启发。在这本以农民工为主要讲述对象的作品中，作者梁鸿指出，随着农民工群体被社会不断的符号化、标签化，人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

 

元辛说，尽管农民工与留学生两个群体间存在着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整个群体在社会上的标签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为此他感到，他得做点什么。

 

但事实上，在阅读《出梁庄记》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立刻开始访谈录的写作。读书时的无忧无虑，以及美国乡下相对贫乏的生活内容，没有给他带来破釜沉舟的动力。直到毕业，直到他像他笔下的凡姐一样，在异国他乡走出校园的那一刻陷入无边的迷茫，他才开始感到，那些在外界看来不过是庸人自扰的少年烦恼，对于当事人而言，却可能是排山倒海的巨浪。

 

困惑中，他开始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和《逃避自由》，读阿德勒的《超越自卑》，读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他开始远行、采访，不是与周围朋友的简单交谈，而是深入受访人的内心深处，探寻、感受并最终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成功与艰难、欢笑与哀叹。在孤独的留学生活末期，他像苦行僧一样独自前行。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独行，让他不仅更深刻地“发现”了留学生群体，也更深刻地“发现”了自己，并从此重拾生活的活力和勇气。

 

在书中，他并没有怎么写到自己。但他的这段讲述却让我明白，书中的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他自己的影子。

 

写作的这两年，他所经历的并非坦途。

 

为了采访不同地域的留学生和留学生家长，他孤身一人往来于北美大陆的东西两岸，奔波在美国的城乡之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感叹，只有行走在路上，他才“感到自己活着”。

 

为了能够设身处地感知受访人的处境与心理，他开始研究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弗洛姆《人之心》，乃至威廉·詹姆士晦涩难懂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他开始造访美国各大高校的图书馆，搜罗每一篇研究中国在美学生的论文。

 

为了能够真实而细致地描绘受访人的生活状态，他像一台永不停歇的高速摄像机，事无巨细地记录着镜头前的一举一动。当他告诉我“最较真的时候，甚至会去看他们怎么洗脸，怎么刷牙”的时候，我感到的不是滑稽，而是真诚。

 

我也曾推荐他去媒体工作。他努力做了大半年，但最终还是为了完成这本访谈录而选择了离开。起初，我也为他这样的决定担心过，我担心他像太多的年轻人一样，手高眼低。但后来我发现，我想错了。辞职后的他，真的是在全情投入地采访和写作。从不断地调试观察角度到最终确立篇章结构，从最初对采访中的每一个细节念念不忘到后来游刃有余地直入谈话主题，一个又一个章节从他的指尖飘然跃出。当2017年的年底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访谈录已经基本完成。

 

那一刻，我看得到他眼中闪烁的光。

 

这两年里，我断断续续阅读了他写的一些篇章。

 

我承认，和最早看到他写凡姐的那篇文字一样，很多时候我会为文中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而遗憾。反倒是结尾处夹叙夹议的思考，常常引起我的思考与共鸣。

 

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本小说，也不是一本杂文。或许，它正像元辛自己提到的那样，是一本“带有文学色彩的工具书”——并非用吸睛的故事带给读者一时的快感，而要用真实呈献给读者一个未经雕琢的留学生群体的原貌。

 

在这一个个真实故事中，他带你像看西洋景似地零距离体验留学生的异国生活，感受他们或大或小的悲欢喜怒。

 

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应该在走出国门之前读一下元辛的这本书。

 

而读者从字里行间获得的对彼此和自我的深度认知，则更是重金难求。

 

作为元辛写作的见证者，我也非常高兴能够为《新留学青年》写这样一篇文字。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中，我欣喜地得知，这本书已经交给出版社候审，而元辛自己，也将在结束写作后“重返江湖”，在另一座城市开始新的工作。

 

此刻的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我希望他能觅到一方好山水开始自在的生活，也期待年轻的他未来能够写出更多影响世人的佳作。